大梁书院是明清时期河南著名的书院，又名丽泽书院。明天顺五年（1461）河南提学副使刘昌创建于开封城南黄门内，以后屡废屡兴。道光初年，得皇帝御书“正学渊源”匾额，悬于正堂。道光十六年，钱仪吉任主讲，授义理考据之学，一时生徒众多，人才济济，颇有中兴之象。前朝乾隆年间，景恬的祖叔仓圣脉曾在此求学，正好重新修葺家庙“字圣祠”，圣脉便请恩师大梁书院山长、从翰林院退居开封讲学的直隶昌平名士陈浩撰写了《字圣祠记》。可见中牟仓氏与大梁书院早有渊源。同治四年（1865），仓景恬因受长沙“大钱案”的牵连受到朝廷处分，在湖南按察使任上请辞归籍，先后在杞县东楼书院和南阳宛南书院讲学。同治八年（1869）受河南巡抚李鹤年之邀，到省会开封大梁书院任山长，主持讲学。他受聘之时，正值道光二十一年黄河决口祥符张口之后，书院多年失修，讲堂斋舍多半坍塌，破败不堪。景恬到任后，建言于李鹤年，令候补知县嵇承辂监工修缮，增建书（贡）院号舍三千间，数月之间，焕然一新。又购置图书，增加肄业生员膏火补贴，随后又制定课程条规，讲习经书，课文制艺。仓景恬因为有之前讲学经验，如鱼得水，使书院逐渐复兴。
第二年，开封城北村民在耕地时发现仓颉墓碑，显示为中牟仓氏所立，有人就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仓景恬。中牟仓氏是仓颉后裔，其家庙就是“字圣祠”，景恬的祖父仓圣裔兄弟曾捐资修缮仓颉墓和仓颉造字台。这次发现碑刻，知道了被黄河淹没地下的仓颉墓台的确切位置。于是，仓景恬就向巡抚李鹤年恳请，募捐重修造字台与仓颉墓。由于李鹤年的大力支持，省会官绅竟集资白银3000余两，使仓颉墓台恢复旧观。接着，省里又在书院东北隅创建仓圣祠，计有正殿两庑各三间，大门三间，竣工后景恬又携士绅联名上书，呈请入奉，得到朝廷允准。从此省会开封城的仓圣祠，奉旨列入地方春秋致祭礼典。巡抚李鹤年亲撰《仓圣祠记》，叙述了祠堂的创建缘由经过，尤其记述了仓景恬在这件事上的重要作用：“大梁城北十五里，旧有造字台，又西北二百余步有墓，县志所谓仓皇陵也。今古百迁，沧桑亿变。荒碑仅峙，遗迹空存。……适在籍翰林院编修、前湖南按察使仓君景恬主讲大梁书院，念厥先曾葺神庙，缵承勿替，谋与省垣官绅议建祠宇。……”在书院期间，景恬除了主讲课业，倡修仓颉墓台、祠堂外，也颇关心家乡地方文教公益事业。如同治九年，应中牟知县吴
若之请助修“恭鲁书院”并撰碑文；同治十年春，应叶县知县原中牟知县欧阳霖之邀，纂修《叶县志》；利用他的影响为中牟争取生员名额，等等。他的家庭，在这一时期也发生许多变故：兄长仓景长入都引见候补东河，四子尔桢在书院出生。然而人生总是祸福相倚，喜忧参半，有时甚至祸不单行。同治十一年在大梁书院，正月十一日，次子尔颛以喉疾而逝，越四日，三子尔?又因病相继而亡。后来在开封民间有一个迷信的传说，说因为仓景恬居住的房屋，是乾隆十五年朝圣中岳路过开封时，陪同皇帝的皇子居住过的地方，不是他这个二品官员可以擎受得住的！同治十三年（1874），59岁的仓景恬奉旨补授云南按察使，再入官场。同年光绪改元，景恬为避讳皇帝之名讳载
，改名景愉。四年后也即光绪四年，饱受家庭变故和官场催折的仓景愉心力交瘁，又辞职归里，于次年再主大梁书院。在这之前，他已与李鹤年结成了儿女亲家。从此开始，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去世，仓景愉一直在大梁书院任山长，讲学不遗余力，培养人才无数。出于对家乡先贤的崇敬，他在书院期间整理刊印了中州名人张民表的《原圃集.塞庵诗》，其舅父祥符宋幼秋先生的《俗语诗》，辑别体《千字文》，精选门生课艺佳作二百零二篇刻成《书院课艺》，整理刊刻著名理学家冉觐祖先生《语录》，整理自叙年谱《静叟自述》，还为他的同年王德固所著《怡堂家训》作序，等等，成就显著，使他的晚年在充实中度过，也成就了他的教育家的名声。关于仓景恬主讲大梁书院，曾受业于他的民国总统徐世昌在其《晚晴诗话》中说：“（景恬）初由词垣出守江西，擢湖南长宝道，罢归，主讲大梁书院。光绪初再起，提刑滇中，越三载，引疾归，复主讲席。前后凡二十余年，造士称盛”。可谓评价精当。由于仓景恬在开封时间久，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又与河南巡抚是亲家，慢慢就有了势力和影响。就连家乡中牟的仓氏本家在开封城内，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卖柴火，车马挑担，没人敢管。久而久之，在开封城里，就有了一个歇后语：“仓寨的扁担——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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