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5周岁了。1919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江西广丰县城西门外的一个名叫庙边的小山村。
广丰县是赣东北地区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西边靠近上饶,东面与浙江省的江山县搭界,南面则与福建省的崇安县(既现在的武夷山市)的山山水水相连。
我出生贫雇农家庭。我5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是被地主逼得上了吊。家中靠父亲当挑夫维持生活,父亲挑担送货,大都是翻山越岭送往福建,没个十天半月是回不了家的。母亲在我5岁时,被地主逼得上吊自尽。姐姐长大后出嫁了。两个哥哥,一个比我大20岁,一个大8岁,都在外帮长工,家中只有我和父亲二人。我家在县城西北方,靠山面城。家后是黄尖山,到山顶的大山寨有十里路。从家门口能够望到广丰县城,距离也不过八里路的样子。
一、挑担子的货郎进家避雨
小时候,为了维持家中的生计,我时常下河沟里摸鱼,抓泥鳅,然后,拿到八里路外的县城卖几个钱,补贴家用。那时我不过十岁的样子。
有一天下午,天突然落起了雨。我就从田间回到自己家中哗哗地雨声中,门口有个人对我说:“小鬼,让我进你家躲躲雨吧。”当时我父亲又出门挑货走几天了。我出于同情,就让他挑
着货郎担进了家。天黑了,雨还在落,避雨的这个贸郎就要求在我家过夜,我就用家中仅有的大麦粉,拌了半锅糊涂汤,当晚饭自已吃,也供货郎充饥。这个货郎担了解了我家中暂时只有父子二人,而父亲又时常不在家的情况后,他又问我去没有去过县城?我告诉他去过,摸到泥鳅、鱼后,我会跑到县城去买。他还问我,西门进去有个药铺“复元仁”,可知道在哪儿?我说知道知道。货郎担说,明天你帮我进城送个纸条子可行?我问送到哪里,交给谁?
货郎担说,“复元仁”过了二间隔壁不就是个小巷口吗?小巷口有个摆杂货摊的,你到了杂货摊,不要叫别人看见,悄悄的把纸条交给杂货摊的老头,并告诉是姓潘的货郎担送的就行了。
二、“复元仁”东边的杂货摊
第二天上午,我先到河沟里摸了几条鱼。货郎给我一元钱,叫我到县城回来时买点米和菜。然后取出一个写好了字的纸条,帮我在衣服里掖好。之后,我就拎着小鱼篓进城去了。
我那时小,受人之托很高兴,货郎担又给了我钱,我兴冲冲地就来到了县城。走过“复元仁”药铺,小巷口果然有个杂货摊。花花绿绿摆着香烟、瓜子、芝麻糖之类的杂货。一个小老头
坐摊后照应着生意。我拎着鱼篓眼馋地望了一会摊上的芝麻糖,趁来来往往的行人不注意,就把身上的纸条掏出来,递给老头子并告诉他这是姓潘的货郎担叫我给你的。这个老头子交给我一包“刀”牌纸烟,让我带给货郎担。从城里回到家,过了二天,货郎又挑着担子进了我家,我就将这包“刀”牌香烟交给了他。以后,我才明白,这是货郎利用我人小,不引人注意,传递出他游乡串村时所搜集到的情报。
三、山野里丢弃的货郎担
之后,这位姓潘的货郎时常来我家,都是天黑来,天亮走那一段时间,我在山上放牛,经常在路旁见到红红绿绿的纸传单。我当时不识字,不知道传单上说什么,听识字的孩子说,“是共匪的传单。”我们小孩子啥也不懂,还抢着拾。等到保长、甲长上门盘问:见到什么人来过吗?山上共匪的传单不准捡回来。我害怕了,也不敢讲挑货郎担的经常来我家的事。过了几天,我放牛去了后山,在一旮旯处,看见了那副眼熟的货郎担。看样子是慌忙中,货郎丢弃的。听比我年龄大的孩子讲,共产党是穷人的队伍,领头的是一个叫方志敏的人,但参加这个队伍是要杀头的。
四、卖虎骨膏的来了
大半年过后的一天,天黑以后,一个“卖虎骨膏”的人来到我家,“小朋友,你不认识我了?我姓潘啊。”听这个卖虎骨膏的开口讲话,我认出来了,他就是原先挑着货郎担,走村串乡经常到我们这一带来的那个货郎,只是身上的衣裳变了,这位潘
叔叔当晚问我,可愿意参加红军?红军是专为贫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参加红军就可以不受地主老财的欺负,就能分到田,分到地,穷苦人打了天下,你就再也不会没饭吃。你要想参加红军,崇安那边就有,我可以带你去。
小时候,家里穷,时常挨饿,听这位潘叔叔说参加红军后就能天天有饭吃,我就动了跟他去崇安找红军的心思。
五、跟随货郎去崇安
过了几天,潘叔叔又挑了货郎担来到我家住宿,实际上也是专门来带我去崇安。上路之前,他给我二块银元,交待我不远不近地走在他后面,他走他的我走我的。路上保安队要是盘问,就说是讨饭的。我跟着货郎从广丰出发,先是到铅山县。
货郎摇着手鼓走在前面,我远远地跟随着他,他拐弯我拐弯,他上坡我上坡,渐渐向西南方向进入了崎岖的武夷山区。在山岭间翻上翻下,走了好几天,翻过江西与福建二省交界处的分水关。这个分水关是武夷山区最高的一个关口了。分水关再往南走十来里,就是大安街了,那是闽北的一个大集镇。那时这个集镇沿河就有条五六里路长的一条长街,各种店铺一家挨着一家。
临近太安街,远远的望见桥头有三、五个保安队盘查过往行人。潘货郎低声告诉我:“别害怕,不难过去。我走我的,你走你的,我就是被拦住了,你也别管,装不认识我。天黑前,还
见不到我。这里街南头有个庙,无家可归的人,晚上都在那庙睡觉,你就在大安街候着。方志敏的队伍,就是红军,时常打到大安街来。如果红军把保安队打跑了,你就找他们,就说是姓潘的货郎介绍来找他们的。
六、流浪大安街
走到桥头,保安队枪把货郎挡住,边盘问,边搜身。我走上桥,他们看是个小讨饭的,不过十来岁的孩子,没有盘问就让我过了桥。天黑了,也没见到潘叔叔,我摸到街南头的大庙,里面果然有七八个讨饭的,但就是不见姓潘的货郎。半夜里,睡得
??症症的,保安队打着手电,来一一盘查。第二天一整天,也没见到货郎。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我在大安街上流浪了有半个月,可方志敏的队伍一直也没过来。潘货郎给我的二元钱也渐渐花光了。有天,我哥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原来,有个到大安街走亲戚的同村的人看见了我,
“那不是毛大门子吗?”。回家后就告诉了我家里,父亲就叫哥哥来大安街来找我。要把我找回广丰。等不到方志敏的队伍,流浪讨饭的日子的确又不好过。于是我只好跟哥哥回了家,虽然回了家,但我一直向往着方志敏的红军,想参加他们的队伍。
七、夜半三更被抓了壮丁
我从大安街回来后,天天想念方志敏的队伍,想参加红军旧社会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就推行“抽壮丁”制度。男人18-35岁时,必须要当兵。每保每年都要抽几个男人当兵。有钱有势的人家,都会想方设法逃避,苦,就苦了我家这样无钱无势的贫穷百姓。
我十八岁那年(1937年)5月初,各家各户正忙着插秧。有天夜晚,一阵敲门把惊醒,原来保长带着一帮人来抽我的壮丁。打开门后,他们把我用绳子捆住,押着我送到广丰县城里的常备队。天亮后,各保各乡送来的一共有40多人,都是被半夜抓来的。关在常备队里,生怕我们跑掉,看守得紧,还给我们发了新衣、新鞋。在广丰县城被关了二天,壮丁多起来,有70多人了,就用绳子又把我们一个个拴住,串成二排,押送到上饶“师管区”。
八、新兵连的“勤务兵”
押到上饶的当天下午四点多,玉山县也押来了许多青壮年农民。第二天上午,就将我们这百多壮丁编队。按高矮顺序排一列。我个头矮,排在最后。然后“一、二、三”各自报数。报“一”的往前走,报“三”的往后退一步,编成三个排。排下又分班。可是哪个排、班也不要我,嫌我个头矮,出操、跑步跟不上趟我所在的新兵团,是上饶师管区抓来的各县壮丁组成,我就在三营七连,连长看哪个排都不愿要我,最后就决定把我留在连部做勤务兵。勤务兵天天就是给连长跑腿,传传命令,干些勤杂事情。还带服侍连长,早晚打洗脸水、洗脚水。
九、写得一笔好字的大胡子
我虽然在上饶师管区三营七连当起了勤务兵,但吃住还都在班里。有天一个黑大汉间我:小鬼,你才多大,就来当兵?我对他说:是半夜抓来的。他又说,你家里人可知道?我告诉他,家里知道我被抓了壮丁,但不知道我如今在哪里。他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寄回家呢?我说我没钱,再说也不会写信。黑大胡子听了说,我帮你写信,也不要钱,帮你寄到家去。礼拜天那天大胡子就帮写了封信。写信时我看他写得一笔好字。我告诉家人自己在上饶师管区。几天后,二个姐姐和哥哥赶到上饶来看我,临走时,给了我5元钱。姐姐们走后,我觉得应该感谢帮我写信的大胡子,在不训练的礼拜天,花一元钱在营房外买了点酒菜,请大胡子喝酒。大胡子说我俩人喝酒没劲。我就请他多唤几个人。大胡子就唤来了四个人一同来喝酒。喝酒时,大胡子自我介绍了一番,原来他本来是学堂里教书的先生。其他四人,都是广丰、玉山等县的农民。
十、大胡子教弟兄们唱歌
被抓了壮丁的我,虽然个头不高,但我较勤快,加上又怕官长,所以在连长跟前很听话。连长叫干什么,我就赶紧去办。端饭、泡茶、冲开水、传递命令到班里。不多久,连长就很放心我了。
有天,大胡子买了许多酒菜,邀了十来个新兵,包括我,聚在营房后面的小树林里喝酒。喝酒时,大胡子问大家会不会唱歌,大家说不会。他就说,我来教大家唱一个歌。大胡子就一句句地将几句歌词讲给我们,记得这么几句“我们吃的是糙米,我们睡的是稻草里,早上起来一二一……”在新兵营里,这些被抓来的壮丁饱尝了国民党兵营中受欺凌、吃得又差的滋味,所以借着酒兴,大家很快就学会了大胡子教的歌。
第二天早上出操时,“早上起来一二一”的歌就发泄着士兵们的不满,唱响了起来,值星排长气坏了,又唤来了连长,追问是谁叫你们唱的?是谁教的?可士兵们谁也不吭声。
十一、偷配枪库钥匙
大胡子教我们唱歌前一个礼拜,他曾悄悄地给我一块服皂,教我:趁连长不注意的时,把连部放枪的那间屋子的钥匙,用劲在肥皂上压个印子。我照大胡子的要求,偷偷地印了钥匙印模将肥皂还给了大胡子。几天后大胡子又将配好的枪库存钥匙交给我,叫我试试看,可能打开锁。但不行,偷配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枪库的锁。
有天早上,连长对我说:毛大门,今天中午送来的饭,你就吃了吧。我有事不回连部吃饭了。出操回来,各班、排把枪交来后,你锁好门。连长出门后,我就悄悄地告诉大胡子这个信息。大胡子说,你把枪库的钥匙给我中午时用一下。我说,你得快点,时间长了,连长就回来发觉就不妙了。中午时,我就将钥匙交给了大胡子。大胡子一个多小时就照样配好钥匙,回来了,还我钥匙。配的钥匙很好使,往锁眼里一捅,锁就开开了。
十二、大胡子计划8·15暴动
新兵菅里,被抓来的壮丁本来就想家,抓来后,生活待遇又极差,所以壮丁们情绪都不高。壮丁们的处境恶劣,还担心送到前方去打仗,思想很不稳定。大胡子在其中稍一宣传,不少壮丁就都不自觉地就和大胡子等人的关系密切了起来。经过几次喝酒,大胡子慢慢就串联起20多个弟兄,商议在8月15日暴动,不给国民党当兵打仗。暴动后的集合地点是杨口镇那儿的一座煤矿。那儿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到了那儿,就会有人来接应我们这些暴动的新兵。大胡子告诉这20多弟兄们,暴动后,愿意找共产党的,就跟我走;不愿意找共产党的,暂时就到外乡亲戚朋友处躲一躲,千万不能回自已家。保长,甲长会带人抓你的。
十三、参加七一暴动
哪想,没等到8月15日,我们就提前暴动了。七月一日，师管区就下来了通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晚饭后,集合听长官训话,训话后观看话剧。
那天下午,大胡子悄悄告诉我,今夜不要睡觉,看完话剧回到营房,已是十点多了,有些士兵就睡觉了,大胡子几人,黑暗中来到连部,叫我穿好鞋。他们把枪库门打开,大胡子几人把18条枪二箱子弹都背了出来。我那时个子小,还没有枪高,就跟在大胡子他们后边。20多人往外冲,营房门口的哨兵用枪拦住。大胡子“叭叭”二枪把哨兵打倒。营房里的新兵也往外冲,我跟着他们,沿着河沟跑,浙渐就落到后面,二个身体有病的新兵,一个姓叶,一个姓毛的,都追上了我,超过了我。
渐渐,我跑不动了,坐在树下休息时被杨口镇保安队抓住了。前面姓叶和姓毛的也被速到了。
十四、险些被枪毙
第二天早上,我们被押送师管区军法处审讯。共审了四次,都是问这次“打冲锋”谁主持的?几次审讯,都是刑罚侍候着,军棍、皮鞭打,我反正只哭,不讲话。逼急了就反复说,不知道几次审讯下来,我知道,还有二个人一个姓叶一个姓毛的也没跑掉,被逮了回来,他二人受不住挨打的苦,老实的农民就招认是自己的组织的。
八月份的一天,我们三个被捆绑着拉到上饶城内的一个广场上开会审判(万人审判大会)。每人由二个当兵的架着,每人背上还插着个白纸糊着的竹牌牌。“嘭嘭”几声枪响,身边的那二个人都一歪,向前倒去,一个人的脑浆溅了我一脸,我顿时吓死过去了。之后被押送上饶第5监狱我要服刑三年。看守告诉我:你年龄不满18周岁,要不，也与那二个同案犯一样被枪毙了。
十五、监狱里认识二个人
上饶第五监狱的牢房分大号和小号。大号关押三、四个囚犯,小号里只关押二、三个囚犯。监狱里有个看守也是广丰县城西人,和我是一个村子的。所以,我进去后得到了这个看守的关照。在牢房里,我认识了二个人,都是“共党”分子。一个叫马泽民,是上饶自卫队的大队长;一个叫童正瑞,余江县国民党区党部书记。这两个人都是地下党员,因身份暴露而抓进来的。他二人兄弟般似的,互相非常关心。童家家境富裕,家里人经常往牢房给童正瑞送来好吃的。
我每天给他们的小号子打扫地。童家里用竹编提篮送来食物,看守检查后,就叫我送进他二人的小牢房里。时间长了,他们也问我为什么关进去的,我就老老实实讲明是新兵暴动被抓回来的。
他二人都告诉我一一你死不了,会放你出去的。出去的话,要替我们报仇。童正瑞说:我是被叛徒出卖的。我父母都反对我参加共产党,但妻子对自己很好,过年过节都送些吃的来。我给你改个名子,叫毛瑞金吧。所以,我毛瑞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他二人告诉我,出去后,要到玉山县那一带去找方志敏,那儿有红军游击队,听说改编成新四军了。我关进去二年多,有天早晨,看守打开牢房门,唤童正瑞出来!童正瑞镇静地将一双鞋、一件衬衫送给我。说:“我用不着了,小兄弟你留着穿吧，你出去后,别忘了我讲的话。别忘了去找新四军。”之后,童正瑞就被反动派枪杀了。
童正瑞就义后不久,上饶第五监狱一带就遭到日本人飞机的轰炸。监狱于是就将大部分犯人往铅山县看守所转移,我也在其中。少数像马泽民这样的重犯就转送到江西省第一监狱。我被
押到铅山看守所后,二个礼拜,马泽民请人给我送来了5元钱。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马泽民,也不知道是不是为革命牺牲了。但他们二人在监狱里对我的教育,终生难忘啊!也让我更加向往共产党的革命队伍。
十六、抗战中的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九月,我被国民党监狱里释放出来,编入国民党21师战防炮连。因想去投奔方志敏的部队,所以我编进国民党军队后,就老想开小差,溜走。但都被抓回去。抗日战争中,全国一致抗战,听说红军、游击队也都改编成国军了,一为八路军、一为新四军了。所以,我就在国民党军队里呆了下去,反正都是打日本鬼子。抗日战争中,我先后在国民党79师235团当过传令兵、下士班长、军需上士、班长。
鬼子宣布投降时,我在79师师部搜索连任军需上士。1946年后,又随79师到了东北辽西的兴城一带地区。我那时就想当大一点的官,能多掌握一些队伍,投奔共产党时,贡献也大一些。
十七、被“二纵”包围彰武
国民党79师进入东北后,驻扎在兴城一带。我先是在235团机枪一连,当准尉特务长,就是司务长。那时国民党79师部队中,许多下层的士兵对抗战八年后,又到东北来打内战不理解,尤其是我们这些南方人,到了天寒地冻的东北,更是不适应
我当了三个月的特务长,以“不识字”为理由,坚决不干了。其实我是想当个排长,一个排,有三挺机枪,几十支汤姆式冲锋枪,还有小迫击炮。我当排长,瞅机会带着这个排的人员、武器投奔东北民主联军。也有点“资本”啊。
可是不成。特务长不干,又被调到235团团部当给养副官又当了三个月。
79师的235团先是在锦西一带转悠。1947年入冬后,又从兴城转移到彰武县。彰武县位于沈阳的西方,虽说距沈阳有300里路,但却是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地。国共双方对其都很重视。79师235团到了彰武后,构筑了五道防线,准备牢牢控制住彰武。到了12月初,东北到处都是冰雪覆盖着。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势,我们渐渐的感到彰武危险了。彰武外围的五道防线被民主联军的二纵突破了二道。那时,我们79师的对手是东北民主联军的由刘震、吴法宪统率下的第二纵队。几次交锋,我们就尝到了二纵的利害,不仅兵强马壮,武器装备也不比我们差多少。彰武外围二道防线的突破后,我们79师235团就被包围在彰武县城。
十八、拂晓时分雪地上出现了三匹骡影
明明被民主联军包围了,防是防不住,走又插翅难飞。可235团的团长头脑却很顽固狂妄。有天我偷偷劝团长,守,是难守,走,又走不掉,得及早另想出路。可团长把我训斥了一通,你是什么思想?动摇军心!我们235团还守不住彰武?
我一看,团长竟这么不面对现实,就赶紧唤个思路对他说,城外共军与我们对垒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沈阳的团长太太,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再说师里拨给我们团的军饷还有许多,没转到沈阳的留守处去。干脆我只身去沈阳一趟,一来看看团长太太怎么样,二是把一部分军饷送到留守处去,那时,国民党军官都贪财,团长听了这话,就同意我送一部分军饷去沈阳。
于是团长就令勤务兵把成堆的钞票和几十块金条装满了报话机的一个外套里。给我写好了通行证。天黑后,我背起那报话机套,出了城。过了二道防线后,天已快亮了。雪地上,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我靠着指南针,朝着东
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前方雪地上有三匹骡子的影子,我急忙躲到一堆高粱秸垛里。秋天东北农民砍了高粱穗后,就将高粱秸堆在田里。我钻进高粱垛后,心想,这三匹骡子上肯定是民主联军的巡逻兵。等他们走开后,我再出来,往前赶路。哪料人家早已发现了雪地上的我。骑着骡子的民主联军的巡逻兵很快靠近了高粱秸垛,唤道:是谁?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
我就从高粱垛里赶忙钻了出来,我说:我是来找新四军的,你们可是新四军?骑在骡子上的人说;我们是八路军,是民主联军。
我在拂晓中,看到骑在骡子上的兵士的皮帽上有红五星他们把我的枪、卸掉枪机,仍叫我背着,押回营部。
十九、带路智取“高台子”
进了村庄,来到营部,二纵的一个营长就审问我。我告诉他,我叫“吴远流”,是235团的一个通讯员,早就想投奔新四军,但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机会,所以就偷偷携带了一部分235团的军饷来投奔民主联军。
对我的交待,他们明显地是半信半疑,枪,被缴走了,但我那步话机套子装着的钞票、金条,他们检查后没动。
他们除了问我在235团的军衔、职务外,还反复盘问我235团在彰武的设防情况。我个个都详细回答,将我知道的情况都一一讲给营长听。我感到他们对“高合子”这个山头似乎很感兴趣。我不仅将高合子的火力布置,碉堡位置一一讲清,而且建议带路去拿下高台子。当天晚上,营长就叫通讯员给我四颗手弹,在前面带路,带着一个连的民主联军,向高合子奔去。
接近高台子时,我又向连长建议,先抓个哨兵来,问清今晚的口令后再往前行动。连长派二个战士,一会儿就捉了个俘虏来。俘虏交代出那天晚上高合子的口令。之后,我就走在前头,这一连民主联军在我后面,大摇大摆往上去。靠近山顶碉堡,防守的士兵问过口令后,问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团部搜索队的。碉堡中235团的守卫的士兵就麻痹起来。而这时,民主联军的战 就冲进了碉堡将枪口对准235团的士兵。二纵不费多大力气,没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彰武城外的高台子。
二十、编进东北民主联军
从高台子撤回后,夜间睡觉时,听隔壁民主联军的战士们议论:吴远流肯定不是通讯兵,起码是个校官,否则的话,他怎么能了解高台子上的那么多情况呢?再说随身又带了那么多的钞票。
我一听,精神压力大了。害怕起来。又由于连续几天的奔走,身体就发起烧来。病中,民主联军就将我送到后方的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北大营的“解放团”,就是为教育俘虏的国民党中级军官而举办的“解放团”。
我在“解放团”集中学习了三个月,民主联军教官们教育我们“挖苦根”。要我们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在北大营,我心情很矛盾,想照实讲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可又顾虑重重的。有些情况还是没有讲清楚。
学习了三个月,我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到前方去杀敌报仇。教导员批准了我。1948年春天,我被编进二纵(后来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9军)的担架营。
二十一、打锦州记一大功
我编入担架营,先是随部队在长春城外,后又随着纵队南下去打锦州。我们不仅要从火线上抬下伤员,牺牲战友的遗体,还要往火线上送弹药。一到锦州外围,我就报各参加了担架营的敢死队。
打锦州时,记得是9月份。国、共双方的军队是硬碰硬地干啊!一条沟一条沟地争夺,一个山丘一个山丘地拼抢,真是血流成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是狗急跳墙,城外的我们解放军三个纵队是愈战愈勇。夺取锦州城西的飞机场时,我们前方隔着一条小河,几个战友已经渡过了河,但由于没有炸药包,国民党部队的碉堡,就一直拿不下,并且用机枪火力封锁着这条小河,顽强阻挡我军向前运动。情况紧急,我就自告奋勇,要求渡河送炸药包。
我将几十斤的炸药包,用油布裹了又裹,捆在背后,先把头上戴的草帽扔到河面上,草帽顺着河水向下流,敌军的机枪就直向草帽射去。趋机,我一头扎进河里。从小就在河里摸鱼捉虾,我会潜水。一个“猛子”,我就游到了对岸。爬上岸后,战友们解下我送到的炸药包,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飞机场外阻挠我军前进的碉堡给轰掉了。加上我那个担架班从火线上运下的伤员,牺牲者遗体多,所以锦州之战一结束,部队就给我记了大功。那是1948年10月39军政治部组织科授予的大功壹次,这在39军军史上是有记载的。
二十二、打下天津,又立一大功
辽沈战役过后,我们二纵就又马不停蹄进了山海关参加平津战役。寒冬腊月打天津。我们担架营自然是随军而动,天津也是双方硬拼。四野的参谋长刘亚楼指挥我们四野的几个纵队。毛主席给刘亚楼三天拿下天津的命令,可刘亚楼指挥下,29个小时。就将天津打下了,双方伤亡都不小,我们担架营的工作量是可想而知。阵亡者简直无数。我们担架队用“帆布棺材”,将牺牲的战友们装敛、埋葬,坟前竖起天津效区农民协会做的木牌,5公分宽1米长的木板。我那时心细,不仅在木牌上写上姓名。而且将每个阵亡者军衣上的符号、通信处、籍贯一一登记在花名册上,每人编上号码。掩埋时,坟前木牌上的号码,与花名册上致。这为部队抚恤工作,通知牺牲烈士的家属,为部队统计阵亡战友等多方面提供了详细准确的资料。所以,二纵后勤部的杨部长,说这是创造性的功劳。所以,天津战役后的1949年2月,39军后勤部政治部组织科又为我评了一个大功,当时,我在39军后勤输运营任副班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随部队跨过了鸭绿江,在军后勤分站任管理员。因工作积极,中国人民志愿军于39军政治部1953年4月20日授于三等功。立功证明书上功绩摘要:“工作一贯积极苦干,在担任保管工作时发挥了创造作用。保证了物资的安全,不受损失。因此立三等功壹次”。
朝鲜战场回国后,我被部队送到39军第二文化学校学习，学习期间,因功绩明显、成绩优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于1954年8月20日,又给我评为三等功壹次。
完成了党和人民军队中的任务后,1955年,我从39军后勤部转业离开了人民解放军。转业到地方,开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二00四年五月于铜陵市人民医院病房
毛瑞金自叙
2004年五月30日
结语（后世不忘，前世之师。通过毛瑞金老人的生前自叙，老人2004年在八十五岁高龄逝世至今已经十五年了。我们青年一代是否由衷的感受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党在我心中的那份时代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毛瑞金老人一百岁诞辰之际，让我们一同缅怀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奉献的平凡而伟大最可爱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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