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正部和正处
电动三轮摩托车是湖北鄂州华容县城里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当地人叫“麻木”，从县城汽车站到牌坊村刘金湾，这种能容纳10个人的“麻木”大概要走20分钟，这里是刘志军的老家。村村通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刘家门口——两栋暗红色两层小楼，在周围素色民居的映衬下一目了然。敲门无人应答，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实。村民刘田（化名）指着屋顶说：“这房子20多年了，1989年盖的，去年才重新装修了一下，外面的瓷砖是新贴的，瓦还是旧的。”
刘金湾是个寻常村落，村民忙时务农、闲时打工。2月19日，大批劳动力年后已陆续返回务工地，村里安静得近乎冷清。刘志军被免职和接受调查的新闻，在这里是个凝重而尴尬的话题，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农民，靠实力打拼成正部级官员的奋斗史，才是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刘田跟刘志军、刘志祥兄弟年纪相仿，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刘志军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自己也是农民，70年代铁路招工，他才进了铁路系统，就是个普通工人。”“他是个好官啊，怎么也会出事，想不通。”刘田的感叹得到围拢来的村民一致附和。他们的感慨依据在于：“刘志军当了那么大的官也没有一点官架子，对人很和气。”他们不把刘氏兄弟混为一谈，“刘志祥是刘志祥，他犯了罪跟哥哥没关系”。他们清晰地回忆起同一个细节：“每次刘志军回来，都只让车送他到刘金湾那个牌子的路口，剩下的路都自己走进来，碰到老乡，一路打招呼，拉家常，好得很。”
这条几里长的进村路两旁都是庄稼地，1972年，17岁的刘志军从这里离开村庄，成为武昌工务段的一名养路工。“最早是在新店车站。”刘田说。武汉铁路局历史上经过多次撤并和重建，级别在局和分局之间转换，1963年撤销成为分局后，1971年再次成立铁路局，紧接着就是大规模兴建铁路，招收修路工人，刘志军赶上了这个契机。与刘志军兄弟相识多年的知情人方路（化名）向本刊记者回忆，刘志军崭露头角，靠的是“勤奋好学，字写得好”，“得到了时任武汉铁路局副局长黄从全的欣赏，不仅提拔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先是调到江汉货运站当团委书记，提拔成铁路局团委书记后出去进修，一路往上走。”
刘志军的公开简历可做印证。从1981到1984年，他先后在华东交大基础课干部学习班和西南交大运输管理专业连续进修，再也不是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民工。1983年武汉铁路局再次被撤销，成为郑州铁路局管辖下的武汉铁路分局。1984年刘志军学习结束后，马上成为武汉铁路分局江岸车站站长，3年里一路被提拔到分局党委书记，调任广州铁路局1年后，重回武汉担任武汉铁路分局局长，时年35岁。3年后再调任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刘志军在郑州局的任期只有1年——1991年9月至1992年8月，之后突然离开铁路系统，调任湖北省国防工办党组书记。这个突兀转变的背后另有隐情，知情人方路说：“刘志军在郑州局很窝囊，那里很排外，他被排挤得一气之下离开铁路系统，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关系圈，级别远高于他的岳父。”这次不得已的调动，“最关键的是解决了刘志军的级别，一下子从副厅级升到了正厅级”。5个月后，刘志军再次得到机会，以正厅级身份重回铁路系统，担任沈阳铁路局局长。接下来，他的仕途进入快车道，1994年11月，成为铁道部运输调度总长，1996年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培训班结业后，升为铁道部副部长。2003年，升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只有50岁。
相比之下，弟弟刘志祥差得很远。2005年被捕的刘志祥只是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正处级。刘志军生于1953年，刘志祥是1956年，两兄弟年纪只相差三岁，官位隔了四级。“刘志祥也是通过招工进入铁路系统的。”知情人方路20多年前就与刘志祥相识，他回忆说：“80年代初，刘志祥有机会去武汉铁路局的武汉司机学校上学，跟刘志军关系重大。”毕业后，刘志祥分配到了武南机务段，后来调到武北车站做人事室主任、纪委书记。方路说：“那是武汉当时效益最好的车站。”1992年，刘志军已经是郑州铁路局副局长，而刘志祥刚刚调任汉口火车站副站长。曾经在汉口站任职的李军（化名）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当时汉口站有4个副站长，分管票务客运、行车运转、多种经营和后勤，最好的当然是票务。90年代初的客票就是一票难求，比较差的是后勤，很辛苦，多种经营那时候也没做起来，跟后勤的地位差不多。1992年，刘志祥从武北站调进来做副站长，分管的是后勤。”1996年，刘志军升任铁道部副部长，刘志祥则调任武东车站党委书记，1997年重回汉口火车站，成为站长。方路说：“当时汉口站有好几个副站长，他想按部就班地升职很麻烦，领导把他调去武东站，就是解决级别问题。”
刘志祥在汉口火车站当了5年站长，2002年3月才升任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他的仕途也到此为止，他于2005年被捕，2006年4月经宜昌市中院一审，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数罪并罚，判处死缓。这实在像命运的两极，同样的50岁，哥哥刘志军荣升正部，而弟弟刘志祥成为死缓囚犯。
命案：失控的欲望
“刘志祥家里藏的现金就有3000多万元，很多钱都长了霉，办案干警都惊呆了。湖北省公安厅重案处请银行派来了8名点钞员，带了6部点钞机，清点了2天都没点完，还点坏了一部点钞机。”时隔6年，举报人汪汉林向本刊记者说起抓捕刘志祥的细节依旧激动。他是当年专案组的重要线人，从2003年11月开始参与对刘志祥的调查，直至2005年1月5日收网抓捕。
今年66岁的汪汉林是退伍军人，曾经是北京军区军乐团的长号手，1967年在河北演出受伤后退伍，1973年从一冶建设公司调到原湖北汽车工业公司，“那时候就开始负责做票务，一直到现在”。汪汉林说，他对刘志祥的怀疑，也是从车票开始。“做票是个圈子，人际关系很重要，肯定是要跟车站拉关系，多走动的。以前车票虽然紧张，但还是能买到的，但1997年4月刘志祥当了站长以后，汉口站的车票格外难买，紧俏车票的附加手续费最高炒到了80块，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票，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汪汉林与汉口站的许多人相熟，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刘志祥跟武汉电视台搞票务的后勤人员何坚关系好，何坚在单位办公室的电脑，跟汉口站的票务系统是联网的，可以直接出票，紧俏车票只有何坚那里能出票，附加手续费水涨船高，得到的钱刘志祥也有分成。”汪汉林觉得，刘志祥完全破坏了既有的游戏规则，“从何坚那儿卖出的票每张都加收了手续费，从5元至50元不等，一般卧铺票加收20元，黄金周和春运期间一律每张加收30元，票源紧俏时，手续费高达50元。我们这些做二手票务的，也要加一点价才能出手，票价自然就越来越高”。已经做了30多年票务的汪汉林说得很坦白：“我卖的票也会加价，但我凭良心，不会乱加，我们这个职业，合理合情但不合法，只要火车的运力达不到需求，车票就永远紧张，高价票、票贩子将长期与铁路公安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死结。为什么我这么大年纪还做票，因为我想写一部中篇纪实小说，就叫《贪官、警察与票贩》。”
汪汉林的举报从2001年12月开始，“第一次是去郑州，到郑州铁路局检察院去举报，接下来的5年，六上郑州，两次进京，三到宜昌”。他的举报也引起了刘志祥的注意。“2002年8月31日，刘志祥派了辆小车把我接到火车站贵宾厅，从晚上20点15分开始谈，谈了4个小时。3天后，我就被6个人拿棍子打了一顿，装着举报材料的包也被抢走。”汪汉林说，“我后来才知道，是高铁柱不小心把我暴露了。”高铁柱是湖北汉川人，1997年1月承包了汉口火车站招待所，签下了8年的合约，贷款28万元进行装修，可是汉口火车站单方面废除合同，当年10月31日强行收回旅馆。高铁柱和妻子邓以华到法院起诉，赢了官司，虽然法院判决汉口火车站赔偿20万元，高铁柱却一分钱也没拿到，站长刘志祥根本不搭理他的追讨。高铁柱得知汪汉林在上访后，找汪汉林要了举报材料，再次去找刘志祥，希望能造成新的威慑，结果适得其反。继汪汉林被打之后，2002年12月8日，高铁柱在家中遭4人袭击受伤，因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行凶者冯立海次日落网，供出了花钱请他的主使者，经常在火车站承接工程的包工头彭支红。汪汉林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但彭支红并没有供出刘志祥，线索到这里就断了。我和高铁柱被打的案子是一起判的，冯立海死缓，彭支红无期，高铁柱的妻子邓以华只拿到了3万块的赔偿。我没有要求赔偿，我不是为了钱，是不甘心，我要的是真相和公道。判了以后，我让邓以华把高铁柱的遗体冷冻起来不要火化，2003年7月开始领着她上访。”通过战友关系，汪汉林把上访信送到了多个关键部门。从倒票到命案，2003年11月，汪汉林终于等来了回应。“湖北省公安厅专案组的人跟我秘密联系，收集刘志祥违法的证据。”
专案组的调查进行了1年，刘志祥被捕后承认了自己是高铁柱命案的幕后主使人，汪汉林说：“他跟办案人员交代，他的本意并不是杀人，只是想找人打掉高铁柱一个胯子，把他打回汉川去，没想到下手重了，事情搞大了。”随着调查的进行，汪汉林也了解到，刘志祥涉嫌多起故意伤害。“他手下集中了一群有求于他的不三不四的人，谁惹到他，就会挨打。这些人还敢公然冲进车站办公室去打人，谁敢拦就会被穿小鞋，调去不好的部门。”这些都令汪汉林愤怒，“这种人跟流氓有什么区别？”
财源：站长的权力
刘志祥成为汉口火车站站长之后，方路说他渐渐疏远了与他的来往。“以前欣赏他是个性情中人，讲义气，后来感觉他变了，有了很多不好的习气。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武汉铁路系统的，私下早就说过，‘刘志祥这样搞下去肯定会出事，一出事就是掉脑袋的大事’。”
武汉媒体圈的一位资深记者提供了两个观察细节，一个关于哥哥刘志军：“他当武汉铁路分局局长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关于春运的负面报道，是我坐车回家的亲身体验，那时候跑铁路新闻，关注的重点就是服务。见报后，刘志军主动联系我，开了一瓶茅台酒，我跟他两个人对饮，他想知道我为什么写这个稿子，是不是有人想搞他，知道是我的个人体验后就放心了，他给我的感觉，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另一个关于弟弟刘志祥：“他当汉口站站长的时候，我手下的一个记者采访回来后很愤怒，说在一个汉口站多名干部和记者在场的饭局上，刘志祥毫不掩饰他跟女下属的暧昧关系，还当众以食物做了令人难以启齿的低级色情比喻，其他人听了也没反应。”
“铁路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特殊系统。”这位资深记者回忆，“穿制服、列队、敬礼这些部队化的仪式，铁路上全都有。80年代末我最开始接触采访铁路的时候对此很惊讶，专门问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就是半军事化管理’。半军事化的一个特点就是，‘领导和员工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分明，令行禁止，在一个火车站里，站长就是绝对权威’。”在汉口站拥有了绝对权威的刘志祥，曾经是《人民日报》上的正面典型，题为《百年老站新站长》的报道称赞他改革干部考核标准、搞活营销、减员增效，让汉口站扭转亏损重现生机。2006年的审判，揭开的是光环下刘志祥的另一面。
根据宜昌中院的一审判决书，对刘志祥追缴的非法所得共计4000多万元。这些钱来自1995至2004年间，能说明来源的非法所得有两种：一是以“无条”和“白条”领款方式侵吞汉口站的“小金库”，二是利用职权收受工程建筑商、车票代售点负责人和所属工作人员等的款物。此外还有1000多万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与刘志祥同期受审的还有两个人，时任汉口站副站长潘莉和财务科科长耿小菊，罪名都是贪污。潘莉案在三峡坝区法院审理，认定的贪污款项是66.8万元，刑期8年；耿小菊案在宜昌中院审理，认定的贪污款项800多万元，判处无期徒刑。三个人的涉案金额，超过5000多万元。
“潘莉是刘志祥的情妇。”举报人汪汉林告诉本刊记者，“刘志祥把她从播音员一路提升成了副站长，汉口站的人背后都讽刺潘莉是‘坐着直升机升上去的’。耿小菊是汉口站多年的财务科科长，曾经阻挠过武汉市检察院反贪局查账，被刘志祥大肆表扬。”根据耿小菊的判决书，“刘志祥的供述证实，1997年4月他任汉口火车站站长后，要求车站将第三产业的收入上缴到车站财务科，要耿小菊单独立账，由他一支笔管理。这就是车站的内部账（即小金库）。该账的收入和支出只有他和耿小菊二人知道”。同样根据判决书，耿小菊供述，汉口站的“小金库”包括以下来源：“客运车间上交的休闲候车厅和旅客便捷车的收入，票务车间上交的代办点售票服务费的收入，综合车间上交的门面和售货商亭的租金收入。行包车间是承包经营独立核算，也向车站上交收入。2002年3月，车站将新欣服务公司的账目也收到财务科统一管理。”在刘志祥任站长期间，“共计5500余万元为‘小金库’的收入”。
火车站的“小金库”并不是刘志祥任期内的特有产物，耿小菊的判决书中明确提到，她在侦查阶段及庭审中供述：“刘志祥调任之前询问其‘小金库’的情况，她担心如果完全不留钱，不好向新站长交待，即隐瞒了38万美元和65万元人民币，向刘报告称只剩21万美元和10万欧元。”方路对铁路系统有深入的了解，他分析：“刘志祥的财源，主要还在于基建工程，每年铁路上那么多的工程，比起来，倒票都不算什么。部长的弟弟，谁会不给面子呢？”
结局：殊途同归
刘志祥案的一审于2006年3月16日在宜昌中院开庭，判决4月30日下达。虽然有高铁柱的命案和4000多万元的涉案金额，“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刘志祥还是以“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为由，判处死缓，得以保命，刘志祥没有上诉。
高铁柱的妻子邓以华在宣判前，拿到了一笔高达80万元的赔偿费，然后再也不跟汪汉林联系了。汪汉林说：“这笔钱不是刘志祥出的，是武汉铁路局出的，我很清楚。我后来到邓以华的河南老家把她找了出来，跟她说，做人要讲良心。这个案子当年已经了结了，要不是我会写材料，会上访，哪里翻得过来？我为了这个案子，当年最苦的时候，是借钱去上访的。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容易，但是，做人还是要讲良心吧。”
长达5年的举报里，汪汉林说他遭遇多次恐吓，妻子实在受不了刺激跟他离婚。“我能理解，那样的日子没法过。”但他没有因此放弃，他说：“越是这样，越把我的脾气激出来了，我这个人也很执著。”2006年12月，汪汉林终于拿到了湖北省公安厅10万元的举报奖励，“还债就用去了5万元”。现在，汪汉林再婚后有了新生活，妻子不愿意他再出来接受采访，可他还是无所畏惧。他拿出另一叠举报材料说：“其实刘志军落马，我一点也不奇怪。2005年，刘志祥的案子，已经牵扯到刘志军，2006年我就给中央有关领导写过一封举报信，说了刘志军的问题。”在这封举报信里，汪汉林言之凿凿地提到了两个人，“蔡贤辉和高君”，“他们是刘志祥每年派到北京，成捆给刘志军送钱的人，两个人都被湖北省纪委调查过。蔡贤辉是汉口火车站新欣服务公司的经理，因为利益分赃不均跟刘志祥闹翻了，被刘志祥带着人开车追杀过，‘失踪’了一段时间，后来被警方刑侦人员布控在云南中缅边境抓获。蔡贤辉被调查3个月后放出来的第三天，在家里猝死”。本刊记者从当年的一位专案组成员那里确认了汪汉林的说法，这位老警察说：“当年抓到蔡贤辉和高君之后，的确是有线索指向了刘志军，但是情况很复杂，没有查下去。后来湖北省政法委专门就有关情况往上面写了报告。那个死缓判决，公安其实也不满意，那也没办法。”
刘志祥出事后，洪山广场的铁路小区有人放鞭炮庆祝，不过也仅此而已。时隔6年，刘志军也落马后，本刊记者辗转找到多名曾经与刘志祥共事过的武汉铁路系统的干部，他们依旧无一例外地拒绝了采访，匿名也不行。连一名被刘志祥找人殴打过的人，也淡然地说：“跟他不熟，不了解。”
从整个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看，在刘志军的任期内，武汉铁路系统是受益方。2005年3月18日，铁道部进行撤消铁路分局、减少管理层次的改革，由原来的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四级管理体制，改为铁道部—铁路局—站段三级管理模式，撤消了10个铁路局下属的41个铁路分局，原有的15个铁路局拓展为18个，其中，郑州铁路局被一分为三，成为郑州、武汉、西安三个铁路局。武汉再次摆脱铁路分局的历史，成为武汉铁路局。中国的第一条“高铁”也落户武汉，线路确定为从武汉到广州，武昌站和汉口站的大规模改建，也是实实在在的工程。
有获益方，自然也有受损方，关于铁路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议，始终存在。但争议也好，刘志祥的“死缓”也好，甚至刘志军当下的落马，并没有迅速影响家乡人对刘志军的评价。在一名鄂州籍的官员眼里，这是刘志军多年经营的结果，他说：“鄂州籍的官员，如果去北京拜会刘志军，他都会邀请到家里做客，走的时候，还会送同样的小礼物，一个包和一盒茶叶。”
服刑近6年后，刘志祥已经从“死缓”变成“无期”，继而减刑为15年。汪汉林还获得消息，2009年4月，刘志祥已经从最初服刑的襄北农场转到了武汉大军山玻璃厂，他得到消息还包括“刘志祥在监狱里每天五菜一汤，可以打手机，还可以批条子帮人联系工程”。汪汉林因此决定准备新的上访材料，他说：“我要知道，刘志祥现在到底关在哪里，减刑的依据是什么？”不过，他还并不清楚，2011年春节，刘志祥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在监狱外度过的。2月12日刘志军被免职接受调查之后，刘志祥也被重新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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