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馆一日

——饥饿的武汉之六 

   

 1961年8月居委会的肖委员把我送进了二商局。是年我未满十六岁。

肖委员说：“这伢是个好伢，没有娘老子，太可怜。”肖委员四五十岁吧，在我们居住的街道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不管是家长里短，邻里纷争都要她出面才能解决。因肖委员的推荐，我在汉正街刘万泰餐馆开始了三年的打工生涯。

我早上三点钟起床，用一块围裙布把头和脸都包上，拿一个大铁钩开始掏炉子加煤，然后座上大铁锅烧水。用一个干布拂尘抽打完浑身上下，将满身的灰尘抽打干净，把包头的围裙解下扎在腰间，又开始准备早点。
    武汉人有点怪，粮食那么紧张也要拿粮票到餐馆买来吃，所以餐馆早上照例忙。
    用两个大陶土盆，一个装高梁粉，一个装玉米粉，将两种粉都调成糊状，加点糖精。也不知从那里弄来个椭圆形的铁盒子，装一半高梁一半玉米，放在蒸茏里一蒸，叫做鸳鸯糕，很好看，也很好吃，我就做这鸳鸯糕。

天还没有怎么亮，早班的师傅们便陆续地到来，把蒸汽管子插进大水缸里煮稀饭，煮糊汤豆丝，老叶师傅就开始给师傅们做早餐。那时候，随便什么单位都没有工作餐一说的，餐馆也一样。餐馆职工用餐，另设个伙食团专门给员工们做，分开核算自负盈亏。粮食也是严格计量，不能混淆的。这一天，不知老叶师傅特别饥饿，还是谁提议的？把应该供应早点的豆丝弄了十多斤到伙食团里炒着吃。干干的炒豆丝每人吃了一大碗，美美地吃了个饱！吃完后，几个人都嘱咐我：千万不能说出去！

这一天餐馆的中餐十分简单，品种如下：煮海藻，一种看上去有点像蛆虫一样外形的植物。再就是泡发石花菜，一种用来熬制工业用胶的植物。还有一种叫海草的植物。把人造肉切成一块块摆在盘子里，人造肉不知用什么琼脂做的，有点像真肉的模样，但吃起来比肉的口感差太多。

我每天的任务除此之外，还要用粉笔把菜牌子重新写一下。人造肉的造字常常不知被何人擦掉了，成了“人肉”。虽然都知道卖的是人造肉，但看着菜牌子上的“人肉”总有不自在的感觉。
    每天都有人到餐馆吃饭的，最受欢迎的是神仙汤。一碗开水，加一点酱油，撒几棵葱花，用一根筷子沾一滴油滴进去，这水面上的生油星是最最吸引人的，有的人就是为了这几滴生油星而来的。
    下午两三点钟比较空闲，师傅们三皇五帝地乱扯。间或忘不了还要打情骂俏。虽然有资料显示三年困难时期是我国出生率最低的时候，但这男女风情饿着肚子也是有人喜欢的！

这时，我的工作就开始了。当时卖饭是用土钵子蒸的，要洗，装鸳鸯糕的盒子也要洗。这些主食的份量是经常有人严格监管的，所以一直用固定的容器制作，这样就便于监管。困难时期，怎么也不能让这些从事饮食业的人沾了油水的。餐馆每天那么多的盒子钵子，像小山一样堆在案子上，都是我一个人洗。我弄个小板凳坐下，拿个竹刷子要刷几个小时，一直工作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洗完。
   我 晚上就在餐馆楼上，作库房的房里睡觉——那个大案板子不知有多少只臭虫。那个年月里人本来就没有多少血，不知被臭虫吸了多少？但那时年轻，尽管生活这么艰难，我也不觉得有多苦。有工作，晚上有住处，每月有十五元钱的工资，倒是很高兴的事儿。于是我拿一支毛笔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字：“草堂高卧”。

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我就倒楣了。

原来昨天早上吃了十几斤豆丝的事败露了！

经理，一个自称为红小鬼的转业军人，把所有的人都找去谈了话，每个人都做了交代。每个人按当天核算下来的粮票欠缺予以补交，另外再进行书面检讨。

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去的。师傅们对事情已暴露的情况守口如瓶，或者以为我是小孩子没有关系，就没有告诉我，我一直被蒙在鼓里。经理问我炒豆丝的事，我牢记了师傅的嘱咐，守口如瓶加以否定。于是，经理对我大加批判，说我出身不好，家庭成份是富农，不好好地认真改造思想，还要“草堂高卧”！还说：“草堂高卧是剥削阶级，早已被我们无产阶级打倒了，你还想草堂高卧？”直到把我批得体无完肤，一声不响，眼泪汪汪。尽管我已把“草堂高卧”的字扯了下来，但他还要每月扣我两元钱工资，连扣三个月。说是要我赔偿和高梁粉时打破的一个大盒子。最后，还是师傅们说情，说这个盒子是三元钱买的。这样才每月扣一块五角钱，扣两个月才完事。

有段文字记述这时的事：

每天清晨三点、惊醒酉鸡、弄几处炉火、散一街烟尘。忙乎乎蒸糕子、煮海藻，再前堂后堂地呼喝！直到天昏地暗，洗碗涮锅，方能够伸腰展腿、碾压臭虫血流成河。
    一月十五块钱、望穿双眼。这月只发十二元钱。怪只怪自己出身不好，有话也不能多说。人家经理看我不顺眼，奈何！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