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医生

1966年的初冬，我在西北的一个大山里备荒备战。可能是体质差，也可能是水土不服，年纪轻轻的总是生病，是个小有名气的病号。在职工医院里诊来诊去总不见好，一个好朋友便托人在省城医院找了一个关系让我去看医生。
    说是去看医生，倒弄得像搞地下工作似的生怕别人发现——要我载上口罩、帽子，再用围巾把脸捂上。这是因为要去找的著名医学家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看病的事是不能让人发现的，否则就把医者病者都害了。
   到了省城医院，朋友的朋友就直往厕所里走。在厕所里他跟一个扫厕所的老头悄悄地嘀咕了几句，然后使眼色朝我点了点头，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跟着他来到了一个装杂物的楼梯间。扫厕所的老头随后拿着扫帚，搓箕也到了楼梯间——原来扫厕所的老头正是著名的医学家，“历史反革命分子”高教授。 这是他存放工具和休息的地方。朋友把我的病情向他介绍了一下，高医生像是变戏法一样拿出了一个听诊器，给我听了听，给我说了处方，我便告辞回来了。 

岁月如梭，五年后的夏天，我独自一人在被称做公园的黄河边上闲逛。当地很多人都喜欢在河滩边上，大树底下垒几块石头，架一口锅煮砖茶，喝酒吃肉。三五个汉子呼三唱四猜拳行令旁若无人，那一番趣味，不亲临其境，不知其乐。
    我在河滩边上转来转去，弄得馋虫都爬出来了，也没有找到一个熟人。正郁闷间，突然听到有人叫我：“这是小纪吧？”我循声看去，耶！这不是省城医院的高教授吗？真是佩服，这老头居然记得几年前找他看病的我。
    我立即买了瓶互助青稞酒，邀请高医生，我俩就在河滩上相对而坐，你一口我一口喝开了。我仔细端详着这位医学教授，那张高原特有的暗紫红色的脸比常人更黑，花白的头发乱糟糟地蓬松着，岁月犁出来的沟壑横亘在额头，怎么看都是一个长年累月在外风餐露宿的赶大车老头。

  高教授说，他的问题还没有落实，今天是特许出来买点生活用品的。他说，真的很感激我能够陪他喝上几口，说说话。他说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奈，更没有想到老来如此地凄凉。
    原来老医生从记事起，就在北国荒原四处流浪，以乞讨为生。八、九岁时乞讨着来到了一个伤兵医院。他没有名字，也不知姓什么，人们常叫他小狗子。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说是医院，实际上也就是流动的帐篷和一些跑进跑出的医生护士。护士都是男的，医院里没有女人。
    医院收留了他。因为他可怜，他又能做一些事。比如伤兵要大小便一喊他，他就会帮忙。 “哎，小狗子过来”，只要一听到喊叫“小狗子”，他马上就会跑过去。有时帮伤兵擦屁股，有时帮伤兵接尿盆，有时帮忙洗被屎尿弄脏了的衣物等。伤兵高兴起来就给他一块青稞面饼子，或一件旧军衣。有的伤兵脾气暴躁拿起拐杖就打人，他也不生气，因为他觉得他们也和自己一样很可怜。
    他跟随医院跑了好多地方，和医生们混得烂熟。医生们有时也叫他帮忙做一些事，教他洗伤口、换药、洗绷带。他对医学的志趣也慢慢显露出来。他经常跟在医护人员身边，听他们讲伤病的治疗，看他们做手术，对这些他感到十分好奇，也十分向往。再后来，就忍不住把医院买来杀死的羊拿来切呀、割啊、缝的，做得有模有样。医生们看见了，也只笑笑，以为他弄着玩儿。没想到，后来战事紧张，医院人手严重不足，也记不清是谁，就叫他上了手术台，做了医生们的助手。       

当时有个姓高的军医看他没有名字，就对他说：“别叫小狗小猫的了，我姓高，是老高，你就叫小高吧。”这样他就姓了高。再后来，他慢慢地学会了认字，似懂非懂地啃起了医生们随身带的医药书籍。那些军医待他都很好，只要请教他们医学上的事，他们都耐着性子讲给他听。

从那个年代起，他基本上每天24小时都是在医院渡过的。他睡眠质量好，哪怕在做手术的间隙，也能倒在地板上熟睡十几分钟或几分钟，醒来照样精神十足地做手术，所有的医生都熬不过他。这不是奇迹吗？一个要饭的孩子，几年后还真的当上了军医。到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已是挑大梁的主刀医生了。说到这里，高医生脸上不觉有几分得意之色，说是他做手术可以从头做到脚，没有不会做的！
    后来他的部队被打散了，医院也没有了，他就在地方上行医。解放后在省城医院做普外主任，一直到现在。

大约是1952年，门诊来了一个女病人。头皮裂伤，是被人用刀砍的。原来这女子丈夫亡故后，被人逼做暗娼，她不从，就被人用刀砍成这样。在门诊做完清创缝合后，他发现女子有颅内出血指征，呕吐，继而昏迷。必须立即作手术。可女人没有分文，怎么办呢？一个联系不上亲属的危重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也是出于医生的职业良知，高医生把她收进了病房，而且给她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很顺利，病人康复出奇的好。住院期间，患者无钱交医疗费，医院不愿意，就找到他问他讨要医疗费，无奈之下，他被扣了三个月的工资。这次他尽管在钱上吃了亏，但却捡回了一个老婆——病人康复之后，非他不嫁，于是顺理成章女人便成了他的妻子。

结婚后，妻子很爱他。她很会做尕面片，（北方人把面和好后，用手撕扯成的面片）配上油辣子他能吃一海碗。那时候，她几乎每天都要送一大海碗尕面片到医院要他吃。冬天的时候，她用麦草编个圆桶保温，到医院时她的手冻得冰凉，但尕面片却是滚烫的。他不要她送，说中午就在食堂吃，她不肯，坚持着每天送一次。晚上则炸上一盘兰花豆，给他倒上一杯酒。她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喝。说到这里高医生迷着双眼，望着远方，说那真是一段好日子啊！

可惜好日子不长。高医生说，因为医技人员很缺，尤其在这高原缺氧环境下，外科手术人才更是奇缺。再加上他多年的工作习惯，渐渐地他回家的日子少了。一天24小时都待在医院里查房，手术，会诊，带学生。困了照样拉一床被单倒在地板上睡一觉，醒了再干。家里有事就照顾不到，比喻说买煤做煤饼子（北方是把煤做成硕大的饼子贴在墙上待干后用的），冬天来临时要贮存大白菜等。他看妻子身体不好，就叫自己一个得意的学生去帮忙打理，也帮着做些家务。一来二去，忽然有一天妻子跪在地上哭哭啼啼地对他说对不起他，十分坦白地说她与他的学生弄到一起了。她实在守不住那份寂寞，请他成全她。说是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他。他无语，收拾了100多部书籍就一个人住到了医院。
   酒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我望着这位花甲老人，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外科专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我无力地说，以后会好的，以后会好的，只要历史问题搞清楚了，一切都会好的。高医生笑了，我发现他的笑怪怪的。他说无所谓了，一个沦落为乞丐的人，居然也有过事业的辉煌，也够了。但只有一事心中不平啊！高医生眼睛定定的盯着我问：“揭发我是“历史反革命”，死劲把我往死里整治的人，为什么就是我成全他们做夫妻的学生呢？ 

我无语。
    老人走了，说是回去晚了要挨批斗的。

第二天却听朋友说，高医生昨夜因病“正常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