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重庆市长黄奇帆等6位地方要员，随同习近平主席出访西雅图，出席了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
有人要问，为什么又有黄市长？作为一个重庆人，毕竟吃这一方水长大，当我在新闻中看到黄市长频频露面，心中毕竟有几分欣慰。外界对黄奇帆的评价之一是“懂经济”。
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对第二个标签更应好好剖析，这对不少地方官员来说，可能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先看一组数据：
2014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0.9%，增速为全国第一。
2015年上半年，重庆GDP同比增长11%，又是全国第一。
黄市长厉害吧？重庆经济的亮色有目共睹，背后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有一点也很明确：黄市长对重庆经济长期的“顶层设计”，必然与有力焉。
2001年，黄奇帆从上海市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西调重庆，任副市长。至今，黄市长已在重庆深耕了14年，跨越了几个经济小周期。黄奇帆对重庆经济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操盘，我梳理了3个方面。操盘涉及面广，这3方面并不代表全部。
其一，清点“钱袋子”
土地是地方政府最具价值的“钱袋子”。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大意是：中国经济增长有两条“根”，一条是中央政府控制的“银根”，央行发行人民币，第二条是地方控制的“土根”，扩大审批征地，发行“土币”。
黄市长对“土根”的操盘技能是一流的。重庆市2002年开始实施土地储备制度，当时储备了40多万亩地。土地储备这个技能所有地方官都精通得很，但不要忘记这是在2002年。这种土地储备的大力度，显然是超前的，这也是黄市长的远见。
实际上，直到2004年，国家才规定当年8月31号以后，全国所有经营性用地出让要“招拍挂”，这也被地产界称为“831大限”。此后，地方大员才越来越认识到，储备土地以挂牌竞标获得高价，这是地方财政的生命线。
之前，全国包括重庆的土地出让主要都是“协议转让”，简而言之，就是土地拥有者和地产商私下交易。其中“学问”，不必多言。土地拥有者是谁？有地方政府，也有集体（比如地方国企）。
重庆是个老工业城市，国企拥有的土地尤其多，甚至于一个几十个人的小厂都可能是某中心地段的“大地主”。《疯狂的石头》就有这么一个桥段：郭涛扮演的保卫科长包世宏，所在的工艺品厂就在市中心有地。
这些国企小而散，和地产商的交易相当混乱，开发商低价拿到土地，甚至白拿都可能，有些开发商拥有土地动辄千亩。黄奇帆曾回忆，政府要造一幢公安局的楼，要造人大、政协的办公楼，土地要从开发商手里一块一块买回来。
只有土地储备能改变这一切。土地储备的本质，其实就是政府从利益主体，特别是国企手中把土地拿回来，对其进行适当补偿。通过这样的操作，等于把地方最值钱的资产从地方小团体的手中收归地方政府所有。黄奇帆曾说，2002年以后，政府出台这一招，断了很多人的财路，甚至有很多人对他恨之入骨。
土地储备是重庆经济传奇故事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面的高负债运营都是无源之水。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土地资产抵押，银行就没有贷款给你的理由。哪怕你关系再“铁”，但它们却无法给金融监管机构交差。
显然，黄市长的眼光和远见是重庆城市运营的成功要素之一。实际上，直到现在，上海这样的“先发城市”也还在着力处理如何老国企从市中心搬走，好完成政府土地储备的问题。而重庆这个西部城市，10年前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
其二，用好“亲儿子”
一个必须注意的细节是，黄奇帆除了先后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和市长之外，还一直兼任另一个重要职务。按照网络公开资料，他从2003年至2011年，一直兼任重庆市国资委党委书记。
中国的高级官员兼任低级职位的现象，只有在特殊背景下才会出现。1993年6月至1995年6月，朱槠基已是政治局常委，但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部级岗位。外界认为，这和当时国家正推动金融改革有关。
国企是政府的“亲儿子”，“国资委书记”黄市长把“亲儿子”们管得很好，也用得很好。重庆的“八大投”就是最典型的国资平台，它们是重庆城市运营的急先锋。
在朱槠基的财金大改革之后，中国的地方政府不能再向中央政府控股的银行直接“要钱”，但“要钱”需要变通一个主体，即不能由财政部门去借，但可以组建公司，比如地方投融资平台来借。中国的地方债危机之中，多数负债都是这些由地方政府背书的公司借的。
但地方负债平台往往存在一个混乱的问题。在2008年的“四万亿”出台之后，甚至很多地方政府抢着成立地方融资平台来分羹一杯。2010年年中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全国各省、区、直辖市的投融资平台竟然超过8000家，其中县级平台竟接近5000家。
平台混乱的负面效应便有两个：一是负债成本会很高，因为金融机构要求收益和风险的匹配，分散的、低级的平台必然利息高；二是平台互相缺乏协调，重复建设严重，且滋生腐败。
重庆的办法是搞“八大投”。“八大投”并不是什么神奇故事，因为投融资平台干的事其实都大同小异。但重庆的不同在于，将整个负债平台进行集中化管理，“八大投”几乎涵盖多数想得到的基建领域，它们的业务直插区县，这让低级别平台没有了存在空间。这样的全市“统一负债”，让负债成本更低，建设也更有效率。
在城市的高速发展阶段，重庆的负债的确很高，特别是让国开行深陷其中的故事，尤其让人关注。但不可否认，这种对地方国资平台负债体系的重塑，已经足见一位地方大员的过人财技。
其三，防住“骗子”
前两个方面主要讲的是黄奇帆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作为，第3个方面同样和经济有关，但不局限于经济，或许比经济还要重要。
地方大员另一个任务是维护社会的稳定，特别是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前，最容易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能是征地，但在经济下行的现在，这些事件可能更多地和金融集资有关。难道不是吗？
黄奇帆之前的公开讲话曾透露一个细节：2013年，重庆市工商局一个简报说，沿海有3个P2P公司到重庆注册，当作新型金融机构落户重庆，作为成绩报给他。他看到后，觉得这件事有很大风险，专门批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重庆在P2P公司有关政策没有规范之前，一个都不许注册。
最近，黄市长开始批评P2P了。其实，稍微有点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黄市长说得很有道理。很多P2P对个人投资者承诺的年收益高过20%，甚至40%都有，这种收益从哪里来？以前，楼市、股市或者民间的高利贷可能有这种收益。但如今，这些高收益的渠道还存在吗？还靠谱吗？这种无源之水的高收益，你能信吗？
这几天，泛亚交易所的事情开始被媒体热炒，这其中难道没有地方政府的失职？经济下行，地方官父母官要保增长，但更要像黄市长一样防骗子，保一方百姓的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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