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拥雪域支教十年

　　杨早龙（中间身披洁白哈达者）和孩子家长在一起（本报记者摄）

 

　　他叫杨早龙，今年26岁，现在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别看年龄不大经历却非常丰富，聊起他的支教及公益之路，杨早龙的话匣子打开了：“因为一部电影，我就特别想去支教，从2008年到2018年公益10年路，只为援藏支教。刚开始的时候，我报名申请去支教，因为没有志愿者经历，所以我没有被录取上。后来，我就去做志愿者，毕竟在那里做公益都一样。我参加了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文化、体育比赛新闻中心等等一系列的志愿者活动，再后来，我终于有资格去支教了，我想去更需要我的地方去。”2017年杨早龙从呼和浩特出发，前往西藏那曲支教。他说理由很简单，梦想和需要。梦想，是他的梦想。需要，是藏区孩子们的需要。

 

　　杨早龙公司记者：“我支教的地方是那曲地区安多县扎仁镇。安多县地处西藏北部，东与青海省交界，背靠青海省格尔木市，是西藏的北大门。那曲位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空气中含氧量不足海平面地区的60%。这里天气变化复杂，气候条件恶劣，海拔高度4800米，说的是县城，其实就跟个小镇似的，道路泥泞不堪。相比之下，如果留在那曲还算是条件好的，而我要去的，是在更远更偏僻的牧区，扎仁镇果组小学。”杨早龙告诉中国都市报记者，援藏支教期间，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他的生活：简单快乐。其中，最欢乐的就是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唯一的遗憾就是因为高原反应，他这个外地人最多锻炼半个小时身体就受不了了。“支教前我150多斤，支教结束差不多110斤，锐减40斤。那曲没有一棵树，也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一棵树的地方。这里仿佛被种下了过魔咒，连一棵树都种不活，这里是‘生命的禁区’。那曲虽然没有一棵树，但那曲的草原却是一幅由蓝天、白云、牛羊织就的生动画卷。”

　　西藏那曲渴望求知的孩子们（本报记者摄）

 

　　杨早龙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给孩子们送去农村学校接触不到的课程体验，比如城里孩子能够享受到的多媒体教学……通过与当地老师交流和走访调查不同的牧区学校，杨早龙明白了，那曲安多最需要的不仅仅是高端的多媒体教学和最新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过冬的御寒衣物。在他的大力扩散和奔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爱心公益组织以及单位、个人为13个牧区学校捐赠了爱心物资。主要包括过冬御寒衣物、帽子、手套、体育用品、学习用品、图书、教学用品……为其中一个学校捐赠了爱心多功能图书活动室，帮助了两个特别困难的牧民家庭。

 

　　说起援藏支教生活里最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最后一次家访。“其实到这里做支教志愿者的教师没有任何经济补助，还好这个时代有微博和微信，通过朋友圈卖一些简单的土特产，一方面可以维持我的日常开销，赚的钱也可以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困难人。这一天饭后我又来到了学生母亲格桑德庆家里，她的大女儿在读小学一年级，还有两个未到读书年龄的小儿子和小女儿，她还有一个智力障碍的姐姐与她们一起生活。老父亲是村里唯一的村医，今年67岁，每月有1460元的工资，全家就靠老父亲这点微博的工资生活，她是一个单亲母亲，丈夫早早地离开了这个贫苦家庭。我每次家访都能看见她们吃的是土豆和青菜，虽然有爱心企业对她们家进行帮助，可是她们还是舍不得吃好一些，毕竟生活不容易，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临离开学校前，我带着班里的小朋友和格桑德庆一起去牧区商店，购买了一些白面、蔬菜、食品、调料等日常用品并悄悄地留下300元人民币。到现在我也特别感谢格桑德庆的老父亲在我每次感冒生病时给我治病，祝福她们一家健康幸福，扎西德勒。”

　　孩子最不舍支教老师离去眼泪朦胧的双眼（本报记者摄）

 

　　回首自己的经历，杨早龙从一个不懂事的男孩慢慢地走向成熟。他说支教其实是一种责任，在支教的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的进步。“这个时代，没有知识是不行的，在最贫穷最偏远的农村，孩子们需要知识走出大山。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我想去教他们，让孩子们将来都能过得好一点。我苦一点没关系，还年轻嘛。”为了这份梦想和别人的需要，杨早龙睡过沙发、住过网吧、摆过地摊、经历过地震、体会过超级台风的力量；在大城市工作过、也在小山村工作过、也在无人区生活过；也遇见过坏人，还有更多的好人，现在能活着、能健康的活着他觉得真得很幸福。

 

　　杨早龙年纪不大，但他却用他理性的、成熟的心智与行动去做着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热爱，因为责任，因为担当，他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