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良师益友方冰同志

刘新智

1997年7月15日上午，我正在大连棒棰岛宾馆列席参加“全国中年作家创作座谈会”时，惊悉方冰同志逝世，心情非常沉痛！思想一下子离开了会场，沉浸在对方冰同志的怀念之中。

认识方老，始于1957年冬，距今已有40个年头了。那时，我是一个刚穿上海军蓝不满两年的年轻水兵，随部队工作组到旅顺口鸦户嘴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当时,方老在鸦户嘴乡,一面代职任乡党委副书记，一面体验生活搞文学创作。一天，刘建国乡长对我说：“小刘，我看你爱写诗，给你介绍位老师，著名诗人好吗？”我忙说：“好啊,刘乡长！谁？”“方冰”。我一听是方冰，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他的诗《二小放牛郎》,被李劫夫谱曲唱遍大江南北，是我童年最爱唱的歌，我还读了他不少诗作，就是没见其人！这正是我巴望不得的机遇。

热情的刘建国乡长尽管工作很忙,立即就领我到了方老师的住处,对方老说,我给你介绍一位爱写诗的年轻水兵来,拜你为师。说完,刘乡长就告辞了。

与方老见面，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尽管我们年龄相差二十几岁，但他却像一位兄长。我们的谈话，一直处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在我未见到方老以前，早已拜读过他的诗集《战斗的乡村》、《柴堡》和时常发表在报刊上的许多作品，十分喜欢他那铿锵的抗战篇章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心里很崇拜他，敬仰他。现在这位诗人就坐在自己身边，真是有说不出的兴奋和荣耀。从此以后，我在诗歌创作上有了引路人，有了良师益友。

由于同在一个乡村工作，接触方便，见面机会也多，我经常拿着习作，去向他请教。他每每看过之后，都在诗的旁边写上批注，哪一首好，哪一首需要改，怎么改，都非常详细、具体。比如说,诗不要写得太直白，要用形象说话，要有意境等等，我听了茅塞顿开。

每次去方老家，我都受益匪浅，一是创作的启发，一是人品的教诲。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天我去找他，他在鸦户嘴乡下没回来，我就拿着诗稿到鸦户嘴乡下去找他求教。谈话中间，他突然托辞有点事出门了。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回来，并打开对我说：“没别的招待你，吃点糖块吧。”我一看,纸里包的是褐色地瓜糖块，呆在那儿直发愣。那时,我国经济生活非常困难，普通老百姓是买不到糖块的，这种糖块也是他用高级干部的特殊供应证买来的。他执意催我吃，这使我很是过意不去。方老，我当时是一名普通的水兵，而您是一位市文化局局长、著名诗人和作家，您的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坦诚相待的作风、人品,影响着我的一生。

在方老的帮助和教诲下，我的诗作一点点成熟了。1961年春天，我写了反映海防战士生活的诗《六百锤》拿给他看，他看过之后，兴奋地说：“写得满好！要赶快寄出去！”我寄给了《鸭绿江》杂志，很快发表了，并且由凌璞三同志配写了《锤要敲在点子上》的评论文章，这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后来，方老调到辽宁省作家协会任常务副主席，我们见面机会就少了，但仍有来往。我的第一部诗集《海笛》要出版时，专程到沈阳请他审定并作序，他愉快答应下来,要我把诗稿带着,跟他到他的创作基地熊岳城,边看诗稿边谈意见。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那天在方老家吃了晚饭后，就着饭桌,我俩面对面坐在炕头上，他夫人于立群,热心泡了咖啡让我们喝。方老和我边喝咖啡，边一首首一句句地阅读我的诗稿，一首首地通过，一首首地谈修改意见。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钟。当时,方老已是接近七十岁的老人了，严格的创作态度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教育着我,激励着我！

第二天一大早我要赶回部队,方老还出门送我上路,我心存感激地一再挥手向他告别。

我把诗集改完后寄给了方老，他看过后在给我的信中说：“诗集我又仔细阅读了一遍，序也写好，我觉得有几首还要修改一下，所以还得把原稿交付给你，同时把序也寄去，请你看，这样是否可以？”按照方老的指示意见,我又把诗稿认真修改了一遍,再次寄给了方老审定。

后来，诗集终于在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诗集饱含着方老的心血。他写的序《年轻的水兵》非常有寓意，一直鼓舞鞭策着我,用年轻的创作生命和创作激情从事诗歌创作,让我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去年我退出现役，与同仁在《大连开发区报》合办“东北文化之窗”专版，我请方老写诗寄来发表。他非常高兴，并很快寄来了诗作。诗发表后，我们通了电话，才得知方老已患了脑梗塞病，恢复得能够自理。我说“我很想念您……”方老充满感情地说：“刘新智同志，我也非常想念你呀！但我年大体弱，不便远行了，向你家属和孩子们问好！”那时,我在心中暗暗祝愿方老健康长寿！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尊敬的方冰老师，您那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巨大的人格力量，永远教育激励着我！我要像您那样，永远用真诚的心,为人民写诗做文章！

安息吧，方老！我的良师益友！

《大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