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高玉宝

刘新智

    

像我一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少都是读着高玉宝的《我要读书》、看着根据高玉宝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半夜鸡叫》长大的。可是,当我今天坐在战士作家高玉宝老人的面前，听他讲写作的过程，我怎么也没想到，那本感人的长篇小说《高玉宝》的诞生,竟是那样曲折和充满艰辛。

1948年1月，高玉宝入伍参加解放军还不到一个月。那是冬末战争休整期间。

一天早晨，高玉宝在帐蓬里休息，班长走了过来，随手递过来一本画报，说；“小高，给你一本画报看。”

翻看着画报，高玉宝这位爱看书的小战士爱不释。他问班长：“这本画报是在哪儿买的，花了多少钱？”

班长说:“这是用党员们交的党费买的。”

高玉宝就是从那时起，他的头脑中才有了党员要交党费的概念,也才知道解放军里也有共产党。因为那时，也就是解放战争的1948年，党才公开，由地下转到地上。共产党未正式公开前,许多人头脑里光有 “共产党”这个概念，但不知道“共产党”在哪儿。

高玉宝入伍的时候，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不发工资。在辽阳、鞍山打攻坚战之后，人民群众慰问了部队一些吃用的东西，还有点钱。部队将钱分给了战士。每个战士大约分得在当时能买三、四斤花生米的钱。

战士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钱。高玉宝非常高兴，这钱用来干什么呢？他盘算着,想把钱寄给生病的父亲，可部队所在地不通邮，他自己又不愿意把钱花在没有用的地方。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党员交党费的事。于是，他找到党小组长要交党费。

党小组长问他：“你是党员吗？”

高玉宝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入伍都快一个月了，你怎么还不知道我是党员？”

说话间，指导员走了过来，听了高玉宝的话，他笑着解释道：“小高，你那是入伍，入伍不是入党，入了党才能交党费。”接着，他问高玉宝：“你喜欢入党吗？”

“怎么不喜欢？喜欢！。”高玉宝干脆地说。

“那好，明天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我。”说完，指导员走了。高玉宝这下可蔫了，入党申请书怎么写？自己别说写字，连一个字都不认识。那时，连里没有一个战士识字，部队里也是十个战士里有九个不识字。

憋了很长时间，高玉宝竟设法画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共8个“字”——“我从心眼里要入党。”

“我”字不会写,就先画上“鹅”，“从”字不会写，便画了一条毛毛虫来代表，“心”画成了一颗心，，“眼”字用画好的一只眼睛来代表，“入”画了条鱼代表，“党”字则画的是在树上挂着一只铃铛。。

指导员拿到手里一看,既好笑又可喜：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战士啊！

写了入党申请书以后,由于高玉宝作战十分勇敢，很快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成为预备党员两个月零二十天,就转为了正式党员。

入党之后，为了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下决心要学习识字，从此,开始了艰难的识字旅程。

就在识字旅程刚起步，接受战斗任务,部队开始南下行军作战。

行军作战中学识字、写字充满了困难，但高玉宝却在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想出了学写字的笨办法。

他捡来许多瓦片、石头片，请识字的同志用钉子刻上字，放在行军包里。行军途中，他就拿出石片、瓦片在心里默记；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就坐在路旁，以大地作纸，用树枝当笔，照着刻在石头片、瓦片上的字去练习。

战争岁月部队很是吃苦，吃不饱穿不暖，很多时候都是饿着肚子打仗，一天走一百多里路，常常前面有敌人阻击，上面有敌机轰炸，后面有敌人追击，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可能。每当高玉宝想起旧中国人民的苦难，想起惨死在敌人枪炮、刺刀下的无数革命同志和同胞，想起他的母亲、弟弟、爷爷、叔叔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报仇雪恨、写出苦难家史的激情就在心中涌动！

1949年解放长沙以后，趁空闲时间,高玉宝在长沙市郊肖家巷驻地,开始动笔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

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写书谈何容易,竟那么难啊。

没有纸和笔倒好说，难就难在他要把平时学的字连成句子,写成段落和文章。其实,他所学过的那些字，根本不够用，每写一句话，10个字有9个字不会写或写成错字。构思好的故事情节和一些人物，像茶壶里的饺子，倒不出来。创作上的各种困难，像一座座大山挡在了他的面前。他曾灰心不写了，但又觉得不写,对不起死难的战友、同胞和亲人。况且, 他想要写的故事、人物,总像潮水一样在他的脑海里翻腾，创作的激情容不得他只先学字后写作。此时，他又想起了写入党申请书时的办法，用图型画和各种符号来代替文字,无法画出字意的字，就画些圈圈空起来，等请教别人再添上去。

靠顽强的学习毅力和创作的拼搏精神，高玉宝仅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20多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

这部用特殊方法写出的小说的手稿,至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

小说《高玉宝》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1955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渴望学到文化知识进行写作的高玉宝,1954年部队党组织送他去上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班学习了4年文化后，高玉宝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了4年本科，读的是新闻专业。

通过学习，已能熟练驾驭文字的高玉宝，在工作之余从未停止过笔耕。在创作《高玉宝续集》之前，他还写过小说《春艳》和《我是一个兵》，共60万字。此外，还发表过100多篇的短篇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作品。

经过6年的业余创作，1991年8月，《高玉宝续集》正式与读者见面。同小说《高玉宝》一样，《续集》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从当年出版小说《高玉宝》起，高玉宝就开始了以自己苦难而丰富又有教育意义的人生经历，经常在为部队和地方人民群众做人生观教育的报告。从当年被青少年称为“高玉宝大哥”,到现在被称为“高玉宝爷爷”，他已为全国青少年和人民群众做了近3000场报告。有时一年就做报告172场。他的题为《人生的价值》的报告,对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收到了良好效果和正能量作用。

现在，高玉宝一边做好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一边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准备再续《高玉宝》。

采访时,我走进高玉宝的家中,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的想象中，像他这样一位著名战士作家的家，不该仅仅是粉刷的白墙和普通的家具及摆设。但据高玉宝同志讲，两年前有电视台记者到他家拍专题片时，他家连一只沙发还没有。现在这只沙发,还是大儿子结婚时用的老式沙发,给了他使用。

就是这样极简朴的生活条件，高玉宝同志还是很知足地对笔者说：“我现在能住到这样的房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晚年会这么幸福。这么多年来，党给了我许多。我酷爱读书，党圆了我的读书梦。想当年我被地主欺凌,也是党救我出了深渊。可我又为党做了什么呢？今年我已经69岁，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是希望能为党再多做些事。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不停地干下去。”

采访即将结束时，笔者与高玉宝就读者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做了如下的对话。

笔者：您写的周扒皮是否真有其人？书中的高玉宝是不是写的就是您自己？

高玉宝：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困难命题。在《高玉宝续集》的后记里，我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今天权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即“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因为当时写《高玉宝》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小说，什么叫小说的创作，于是出现了书名、主人公名、作者名同为“高玉宝”这样一个中外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我写的玉宝是典型化了的玉宝，是那个年代受苦受难的孩子的化身。周扒皮确有其人，原型叫周德春，也是当年逼我放猪的那个恶地主。但，我写的周扒皮不可理解为就是他，而是综合了当时我们了解到的地主的一些特点后塑造的人物形象。最后我要说的是，一切创作必须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大连开发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