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得村，全省38个艾滋病高发村

 

　　“我感觉着文楼村的群众确实就是这个素质，但是有个别的，今天正吃饭那个女的来找我，她是经常这样的，她就看咱在那儿住着，就来找你干这干那，心理障碍没有完全克服。你看咱这个文楼村特殊，就是国家给免费治疗，其他二十一个村都用代金券，代金券分轻、中、重这三种。反正只要是检测了以后，你是艾滋病携带者，都给你免费发抗病毒药。药全部给他免费，这免费了以后，他们平时自食其力种点蔬菜，他就不出去了，好像就是等着国家救济的一样，就靠着政府找项目，就说我们有病我干不动活，一干活我就发烧，我没气力。他现在就给俺提出这个问题。换三次了，换三个村支部书记了，就这两年中，两年内三个支部书记，换三个支部书记。”

　　工作队进村的时候，村支书刘月梅才上任两个月，村里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这里当村支书，工作的难度也比较大。文楼村村支书刘月梅说：“我今儿个出来转的目的你知道吗？我就是想看看这个路上有没有这个输液管，往后就夏天了，有这个输液管这个针头啊，必须得开个会吆喝吆喝，不能让他胡乱扔。得叫他用火烧烧、点点，他一胡乱扔不安全，要是小孩走到这儿，摔倒了或者扎着了，传染率最高。”

 

　　夏天来了，工作队已经驻进文楼村几个月了，鉴于文楼村的特殊性，省里又特意派出省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周常驻文楼村，加大这里的帮扶力度。这几天让工作队最头疼的其实是村里房屋改建的事儿。从3月份开始，工作队一直忙着为很多艾滋病患者家庭改建危房，本来政府帮着修房子是件好事，但是因为各家各户危房的情况不一样，改建危房的标准很难统一，村民的意见很大，乡里只好让所有在建的房屋都停工了。因为所有的危房改建工程都停工了，有些村民很不满意，还有些村民趁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并因此和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发生了冲突，在一次冲突中村支书刘月梅受了伤。就是这个村民的妻子在冲突中抓伤了刘月梅。他的妻子是一名艾滋病患者。当时，刘月梅的手臂和额头都被那个艾滋病人抓破了。后来经过抽血检测确证，刘月梅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又继续在村里工作了。为了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把危房建好，这天，县里的干部和文楼村的生产队长聚在一起，重新汇总艾滋病患者家里房子的情况。核查清楚以后，房屋改建的工程重新动工了。

 

　　驻村工作队驻村三个月以后，他们已经帮着村里打了水井建了水塔，铺了柏油路，还扩建了学校，重建了村卫生所。文楼村卫生所是全村人最关心的地方，也是变化最大的地方。村里原来的卫生所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重建以后的卫生所，增加了医疗设备，扩建了病房，条件更好了，乡亲们看病也更方便了。村里的艾滋病人在这里接受治疗，也不用操什么心，县里规定，文楼村只要登记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免费治疗。因为有了这个制度，村里的艾滋病人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但是这个制度出台不久，村里治疗药品的发放量增加了很多，经过驻村干部的调查，发现有些没有感染艾滋病的村民，也在领取免费药品。为了规范村里药品的管理，驻村工作队决定要对村里原来登记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重新进行检测，以便弄清楚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确切人数。但是这天上午只有十几个村民来抽血。下午，在村干部的督促下，来抽血的村民才多了起来。从工作组进驻文楼村以来，开展每一项工作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一次重新检测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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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以后，检测确证为阳性的村民都来上交老证，领取新的治疗证。但是随着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些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村民以前一个人办过两本证书，他们的治疗证这次也暂时停发。从这天开始，到卫生所看病也必须拿着新证，没有新证的村民都不让进去了。

 

　　新的检测结果整理出来之后，有50个村民被确证为阴性，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村里已经下了通知，以后他们就不能免费治疗了。这让那些已经习惯了吃免费药的村民多少有些不适应，他们来找工作队的干部，看看是不是还有希望拿到新的治疗证。村里还有一些村民没有重新检测，工作组从这天开始到各家各户做摸底调查。其实早在1996年，程东善就被传闻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是文楼村里第一被公开的艾滋病人。他说：“当时不要说别人，自己都觉得可怕得要死，可能我活一天两天，我在这一天两天里边，我孩子老婆不用去想不用去管，只想一个人活一天算一天。”

 

　　村民们

 

　　那时候，全村人都以为艾滋病是一种新的瘟疫，只要见到程东善都躲得远远的。“我在村子里，只要我到的地方，别人正在别人马上走开，坐别人的凳子，坐完以后他们用开水烫烫，用火烧烧。还有一次，也是我的近亲吧，一个老奶生病了，我给她买点香蕉过去，这是礼节上的事儿，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事儿，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但是那个叔把香蕉给我扔了，扔掉了，扔掉以后说是他自己有艾滋病，他死也想叫咱死。别人怕很正常的，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传说空气都传染，谁想死？哪一个人都不想死，亲戚朋友不来往这也很正常。这也是情理上完全可以想得通，因为当时不知道，传染途径不是那样厉害。”

 

　　从1996年到1999年，程东善一个人背着艾滋病人的名声，孤单地过了3年的时间。“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没人跟我玩的情况下，我自己受不了的情况下，我借钱去买黑白电视机，下雨天我赤着脚，背个黑白电视机回家。没办法当时按正常情况下是买不起的，没人玩的情况下，那处于那种情况，别人都听到艾滋病怕得要死，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

 

　　1999年7月，一个叫桂希恩的医生来到了文楼村，他和程东善照了一张合影，想借此告诉文楼村的人们，艾滋病并不是瘟疫，也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可怕。在桂希恩的帮助下，文楼村陆续查出许多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村民，这其中也包括程东善的父母，后来很多发病的村民相继离开了人世，程东善的母亲也在2001年去世。人们这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艾滋病已经和文楼村越来越多的人发生了关联。从2001年开始，当地政府的就在文楼村大力宣传有关艾滋病的知识，现在村里人不像以前那样害怕艾滋病了。

 

　　艾滋病是笼罩在文楼村的一片阴影，现在，它已经影响到这里的孩子。小明今年7岁了，他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这次检测，小明再次被确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爸爸已经为他领回了新的治疗证。2004年3月，小明突然发病了，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一家人每天都要到卫生所拿药打针，给小明治病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小明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他出生一年以后，他的妈妈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程汉营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在知道妻子得了艾滋病的时候，他还想把这个家支撑下去。但是，现在儿子也发病了，程汉营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夫妻俩吵嘴的时候，他就会发发牢骚。话虽这么说，但是，程汉营并没有抛下这个家，家里所有的重活他都包下了。小明5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出生了。妈妈怀孕的时候，因为害怕这个孩子也会像哥哥一样感染艾滋病病毒，曾经想方设法要打掉这个孩子。

 

　　和小明相比，弟弟要幸运得多，从2001年开始，文楼村就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实行母婴阻断措施，这样的措施可以使她们生的孩子，避免感染艾滋病病毒，2002年小明的弟弟在出生前后都采取了母婴阻断措施。为了让更多地艾滋病人重新树立起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村里组织了一支腰鼓队，很多艾滋病人都加入了这支队伍。因为农忙季节干的体力活比较多，这几天村里发病的村民增加了。村民一发病，就来找驻村干部为他们解决各种问题。

 

　　这位妇女的丈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天忽然发病了，他们觉得村卫生所的条件还不够好，想到县医院住院，按照县里的规定，艾滋病人到县医院住院也可以免费，但是事先必须要经过村支书和工作队的同意。那位村民的病情其实并不需要住院，但是为了照顾家属的心情，驻村干部还是答应了她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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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的医疗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因为心里恐惧艾滋病，发病的村民经常会要求到县医院治疗。2005年2月8日，猴年腊月三十那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上蔡县，和文楼村等几个艾滋病高发村的乡亲们一起共度除夕。

 

　　目前，小明和妈妈的身体状况稳定，一家人仍然生活在一起。程东善现在身体状况良好，一家人正在创办家庭养鹅场。刘月梅在村里办起了大型养鸡场，要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作为文楼村的村支书，刘月梅已经把重新树立文楼村的形象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帮扶工作队的带领下，文楼村搞起养殖业、种植业和村办企业，得得村，全省38个艾滋病高发村，带领村民致富，这里的老百姓正在开拓新的生活。

 

　　2005年4月下旬，原帮扶工作队成员撤回，新一届帮扶工作队进驻文楼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