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一个高等学校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见那些造反派就是这么干的。这次见到江青，感到她与那些造反派头子，真是一脉相承。回顾我们初次见到江青时，江青一看我们几个人其貌不扬，衣冠平常，说话不夹哼声拖腔，无重要人物之威严，乏智慧奇才之聪颖，很不起眼。因此，她一上场，就摆着谱儿，端起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她说了一连串的敢么。

　　1966-1968

 

　　《大海航行靠舵手》与忠字舞：林彪曾以此题词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创作于文革之前，但真正大红大紫，是从文革当中配合忠字舞开始的。忠字舞是“文革”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它的动作近似于广播体操，较为简单易学。在1966-1968这几年，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忠字舞因此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不过这股势头持续时间不长，在1969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

 

　　1967年1月7日深夜，从农林口、教育口和外地到北京请愿及串连来的红卫兵、学生、工友、教师、干部约3000多人，有组织地分别集结在中南海大西门，西北门，南门（新华门）三个大门外，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喊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揪出来批倒、批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他们有的还散发传单材料；有的已突破警戒线，毫不顾忌地摆出了一副要向里面冲的架势。此时，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打电话通知我（张宝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下同），赶紧去大西门，协助秘书局信访室做好接待和劝说工作，同时要提高警惕，注意观察。后来因临时需要我又当了预备记录员。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就这样开始了。

 

　　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来回晃动

 

　　到了现场，我就被眼前的险情惊呆了：两扇几吨重的大铁门虽已合拢，还有数十名干部、战士排起人墙顶着，但因外面人多势众，撞击力大，铁门还是在不断地来回晃动，并发出可怕的巨响。尤其让人揪心的是，在大门三米以上铁栏杆之间的狭窄空间内，骑满了从外面爬上来的红卫兵，他们不顾零度以下的严寒，纷纷脱掉棉外衣，一个接一个地向里面跳下来，因此更加剧了铁门的晃动幅度，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周总理赶到了，他老人家沉着冷静，首先劝说骑在门上的人不要急于往下跳，一定要慢慢下滑，并指示干部、战士在下边做好接应的准备。转身又问那些跳进来的人：“你们谁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有六七个人回答：“我们是。”“能指挥外面的人吗？”“能。”“好，现在你们告诉他们，立即停止向里面冲的错误举动，已经冲进来的人，必须立即撤出，这是最高纪律，没有任何申辩、讨论的余地。现在你们把外面的队伍，全部带到人民大会堂去，在那里我们再谈。”这几个群众组织的头头，被周总理的突然出现和威严有力的讲话镇住了，加上周围众多严阵以待的部队，他们连声回答：“是，是。”就出去了。

 

　　此刻，在中南海的西北门，南门（新华门），同样围堵了很多人，口号震天，秩序很乱，劝阻者与不听劝阻者双方发生争执，还动起了手脚，吵得周边数以百计的住家居民无法安睡。现场的所谓“革命群众”指着警卫人员说：“我们革命派有权把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给我们的权力，谁也不准干涉，谁干涉就是执行反动路线。”

 

　　“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也好，“革命群众”也好，上访请愿者也好，曾四次冲进中南海。但多数属于孤立事件，个别行为，人数较少。而这次就完全不同了。这一次规模大、人数多、有组织领导、行动集中统一，并且攻击目标清楚。其手法与一个月前，几百人乘夜深人静之际冲击国防部一样，搞突然袭击，揪斗所谓“走资派”。

 

　　周恩来仍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同志”

　　过了半个多小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内，宽敞明亮的主席台上，坐着周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央文革的人。周总理一开始就热情宣布：“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因为你们刚才都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南门那些地方，我们不好谈话，不好接见，所以把你们约到这个地方来见面。我们支持你们这种要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种群众性革命斗争，我们也支持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里一个关键点是“这种群众性革命斗争”。几个字，一句话，就把现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定格在“群众性”的框架内。进而让大家明白：这种批判无论人数多少，规模大小，言词多么激烈，都是自发的、背靠背的群众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不属于组织处置范围，所以不能进中南海对别人进行批评或者斗争。

 

　　有了这个前提，周总理根据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结论和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智略高超地回答了有关批评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人的错误以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的称谓问题。前者被点名的是：主持农林战线许多工作的谭震林同志；主持财经战线许多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主持党的常务和计划工作的李富春同志；主持公安保卫、政法方面工作的谢富治同志；主持外交方面工作的陈毅同志；主持计划工作，又兼大小三线工作的余秋里同志等。周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围做实际工作的，都是非常繁忙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大事需要他们参与。这些同志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在某一方面，某一个时候说了一些错话，也可能做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错误的文章，犯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些同志的错误是属于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段时间犯的错误。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的正在准备进行检查，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时间来进行准备。应该说他们的错误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像已经讲过的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也不同于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应该有区别。所以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一定要辨别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错了。”在这里，周总理除了讲路线问题外，还在每个人的姓名后面逐一强调了“同志”二字，其含义之深刻，令多少人深感宽慰和亲切。

 

　　然而面对压力，周总理也不得不重复林彪、江青的话“要把方向指向刘、邓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子，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由于当时中央已基本认定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人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因此周总理特别强调指出，制定错误路线的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之间，是要严格区分开来的，不能混为一谈。前者责任大，后者责任小。

 

　　“如果你们不顾一切地冲击中南海，我们誓死保卫！”

 

　　周总理一方面竭力保护老同志，另一方面也在耐心地开导着“革命群众”，他说道：“同志们，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都是对的。但是，你们现在要到中南海揪他们，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劝大家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中南海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中心，那些地方（包括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应该给他们一点安静的时间，以便我们伟大的领袖能够操心国内外大事。你们一天从早到晚喇叭直对中南海，使我们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做工作的人很难进行安静的工作。所以，我请求在座的同志们向北京市的同学们，广大的劳动人民说清楚这个问题，你们看好不好？”周总理顿了顿，严肃地表示：“如果你们定要不顾一切地冲击中南海，我们就会挺身而出，誓死保卫，希望大家都遵守这条最高纪律！”

 

　　有人递交上来批判材料，周总理看了后态度诚恳地承诺道：“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我们要在党中央内部进行，公开材料你们可以在公开场合批判。但是揪的办法不适于采取。所以，针对你们要到中南海去揪这几位同志或者还揪我刚才说的不负这种责任的其他同志，我一定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不能同意这个办法。但是，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转达材料，收集材料。你们如果有任何揭发的材料愿意交给党中央，只要交给接待室，信访室他们都要负责转到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也转交到应该检讨的本人手上。这一点我负责给你们做到。”

 

　　为了进一步安慰情绪激动的“革命群众”，周总理继续说：“至于我们保卫中南海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急于保卫，可能有的时候他们态度生硬一点，急躁一点，如果对一些要冲进去的同学、同志、工友们有莽撞的地方，我替他们向你们道歉。另一方面，我也要求你们，对于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给予应有的尊重。”

 

　　江青的表态让陈伯达等人听了非常高兴

　　实际上，这次策划冲击中南海的总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以江青、陈伯达等为代表的当权人物。由于江青身份特殊又有野心，因此对于她的表态，当时私下里是有质疑的，只是不敢公开议论就是了。

 

　　江青开场就说：“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因此，我要告诉你们，他很健康。”我当时心里想：“那么多群众聚到一起，是来干什么的？只是关心毛主席的健康问题吗？当然不是！”与会者中的绝大多数，原先估计有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只要集结起大队人马，向党中央施压，就能达到面对面批斗刘、邓、陶和一批老同志的目的。

 

　　江青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说：“同志们，斗争的锋芒应该比较准确地针对一小撮制定这条错误路线的人，以及死不回头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人。至于那些或多或少地执行过或者在日常工作中说错了话、犯了错误的同志，就不应该采取像对付执行错误路线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那样的态度，你们说对不对？”这话说得莫名其妙，不敢明说，被迫要说，也说不清楚，绕来绕去，还是想把周总理全力保护的老同志，揪出来批斗，打掉了老同志，他们好趁机上台。

 

　　江青还谈道：“可能也有个别分子是假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以及其他有关重要的党和政府部门是应该保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这个职责的，北京的红卫兵也说他们要保卫。因此，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一时的激动就冲进去。这样，以后就不好办事了。你们说对不对？”我当时觉得这样说简直可笑，“保卫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是商量的问题吗？连普通百姓都能说明白的问题，江青却躲躲闪闪。关于接见多与少的问题，江青就对上访群众解释说：“你们会说‘为什么不接见我们？’不是不接见你们，我们最近差不多都工作到通宵，就是要看着全国的事情，不停地进行接见、座谈。有些事情我们排得很满，这要请同志们原谅。”

 

　　别人忙一些，有人信，江青忙，没人信。天大的事，有毛主席顶着，文的，有陈伯达、康生在；武的，有林彪和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更多的具体事务，还有周总理在。说到底，江青这个人，根本不具备忙的条件。在关于学习问题，江青又讲：“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革命干劲是可钦佩的，我向你们学习。”“毛主席不是有一篇著作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学习的不够，我希望跟你们一块学习，你们赞成吗？”这话说得莫名其妙。

 

　　总之，那天晚上江青的表态讲话，组长陈伯达和其他几个成员听了非常高兴，不时地带头鼓掌。在他们看来，大造“革命声势”，攻击“老家伙”（老干部）的目的达到了，至于是对是错，是深是浅，则无关紧要。现在想起来，那天深夜周总理的神态和讲话，是那么地光明正大，有理有力，不可战胜；相比之下，江青的话又那样的以势压人，含含糊糊，自以为是。正如毛主席诗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写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69-1971

 

　　《满怀激情迎九大》：因林彪而起，因林彪而落

 

　　《满怀激情迎九大》是为中共九大而专门创作的，歌词也是那个时代常见的模式：“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这首歌的传唱时间非常短。1971年发生了林彪出逃事件，而林彪是九大选定的接班人，他一出事，这首歌自然不会有人再唱了。

 

　　1972-1974

 

　　《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为小朋友写的儿歌

 

　　林彪出逃事件后，成为全国人民讨伐的对象。而随着毛泽东的一句话“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2000多年前的孔子也成了讨伐对象。于是，林彪和孔子两个本不相关的人被绑在了一起，成了“批林批孔”活动的主题。批林批孔活动一个很特别的因素是：很多小朋友参与到了其中来。

 

　　1974-197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批林批孔再批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创作及流行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首政治歌曲。最初诞生于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的1974年，后来在批邓运动中被江青一派利用作为宣传歌曲，从而在全中国广为传唱。歌曲的音调激昂，歌词激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充满斗争意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嘿），烈火遍地烧，胜利凯歌冲云霄。七亿人民团结战斗，红色江山牢又牢。”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全面复出，这首歌曲也就不再传唱了。

 

　　1976后：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随后华国锋主政时期，执行“两个凡是”政策，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爱戴有增无减。在这一年，一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开始流传开来。这首歌从歌词到曲调都自然平和，与文革高潮时段的慷慨激昂风格形成巨大反差，却与当时老百姓怀念毛泽东的情感正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