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老是替苏联着想，依照今天的说辞就是“换位思考”。合乎道义与逻辑的推理是，强者要替弱者思考，尊者要替卑者思考，先进的要替落后的思考，因为强者、尊者、先进者伸伸手弯弯腰就可以和弱者、卑者、落后者沟通，反之则很难。同一个屋檐下，同一条船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多多运用换位思考，因为根本利益一致。让小绵羊设身处地替大灰狼着想，结论就是，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小绵羊被吃理所当然。
这样的结论很荒诞，但是现实中就一再出现这样的荒诞。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几次有关国际关系的高端研讨会，一些中方学者反复强调一个论点，即中美之间要多多换位思考，而且强调的是中方应多站在美方的处境来思考。依照自由主义思想，人都是理性而经济的，时时处处为自己着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由此，自我意识、本位思想，甚或孤立主义都是很好理解的。但是，多年来，中国那些受过新自由主义洗礼的专家学者，非常奇特，与洋人尤其是美国人打交道时，“心里总装着别人，唯独就是没有自己”，生怕考虑不周，出了纰漏，引起山姆大叔不悦，从而影响这一“重中之重”的大国关系。
1994年，一个叫莱斯特·布朗的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名曰《谁来养活中国？》，书中渲染：如果所有中国人多喝一杯啤酒，就会消耗掉挪威一国的口粮，如果中国人都像德国人那样喝啤酒，那么世界就会出现粮食危机。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还有官员的第一反应是，人家说的没错呀!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国金融经济岌岌可危，有国人站出来换位思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美国那边搞量化宽松，中国这边马上就有人换位思考，要“建资金池子”。华尔街投机资本要进入中国炒作捞钱，中国这边不久就有了QFII等定向设计;投机资本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要撤离中国，中国一帮换位思考的人便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美国打中国左脸，中国马上送去右脸。换位思考与换位行动配合得跟拉练一般整齐。
恐怖主义原本就是西方文化的毒瘤与基因。早期的国家组织海盗在海上杀人越货，殖民者在美洲有组织地残忍屠杀灭绝印第安人，不是恐怖主义是什么？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埃塔”，都是家喻户晓的恐怖组织。但是，我们的国内舆论偏听偏信西方的舆论，把恐怖主义仅仅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联系起来，当然是换位思考的一大硕果。
科学技术发展，让世界人民同住一个“地球村”。但是，我们还远离“大同世界”的美丽梦幻。残酷而活生生的现实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边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利益边线。世界被国家主权边界、民族主体意识、阶级利益边线弄得崎岖不平，多跨出半步，不只是真理变成谬误，而且要摔得粉身碎骨。所谓“世界是平的”，那是国际垄断资本的蛊惑，抑或是痴人说梦。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说：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世界的灾难，我们将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即使你阿Q如何讨得赵老太爷的欢心，只是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早就决定了——你不配姓赵!
社会关注精英，舆论暴炒精英，以精英自居，惟精英是从，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可谓“泛精英情结”弥漫。
“批于丹现象”是“泛精英情结”的典型表现
你也配姓赵 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北师大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自己关于《论语》的心得，受到广泛欢迎；继后，出版了《于丹〈论语〉心得》，轰动一时。在我这类读书人看来，于丹利用电视这种现代传播手段传播文化，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做得很成功。但是，以在读博士生为主体包括本科生在内的“十博士”，以及继后参加讨伐阵营者，恶批于丹，恶批“于丹现象”，其摆明在台面上的理由，是“十博士”们认为于丹不够资格讲《论语》、讲国学。在他们看来，一个传播学的博士，一个在电视这种大众传媒中讲学的人，根本不配谈《论语》心得、不配诠释国学经典。象牙塔之外的世俗人等，更是不配谈论国学的，因为“经典的高雅性不具有可诠释性”。说白了就是：于丹非国学专业出身的博士，其关于国学的见识是浅的；作为大众文化传媒的电视是俗的；于丹的讲解是狭隘的。“十博士”们义愤填膺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不禁令人想起《阿Q正传》里面的情节：赵太爷以高贵的身份质疑阿Q说：你也配姓赵？这个“批于丹现象”作为一个文化事件，里面的是非曲直，自可留待以后评说，但这里反映出的问题实质之一，就是“泛精英情结”在作祟。
最近传媒广泛报道的“不愿做工人”的职业倾向调查，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泛精英情结作祟的情况。上海对4000户居民进行的入户调查表明，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金融保险等。国务院有关研究部门的人士认为，这种情况说明“官本位”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根深蒂固。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并不一定表明“官本位”思想有多么严重，而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只要增加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提升他们的价值，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些看法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人们不想当普罗大众，而要当社会精英，要做“人上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博士硕士放着收入远远高于公务员的学校、矿山甚至高薪的企业公司不去，而要去官府端茶倒水贴信封？诚然，人们不愿当工人，昭示了民生忧患，但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看，恐怕更昭示了“泛精英情结”对人们精神世界的侵蚀！
“泛精英情结”弥漫社会
“泛精英情结”不仅弥漫于成人社会，也渗透到年轻学子的心灵之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考学生非名校不上，甚至非北大清华不上，宁可复读，也不愿意上非重点大学，甚至不愿上非第一流前列的重点大学。中考，家长们使尽浑身解数，要让孩子上名校，“名牌中学的孩子现在是同辈人中的精英，日后就业，是社会的精英”，这是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自我期许。甚至，“让孩子读上名校，没准他的同学中以后就有总理省长之类的人物呢！”这样的“泛精英情结”，如果说以前还是一种潜意识、是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随着社会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现在已经是直截了当、深以为荣了。
房地产市场本来是最为世俗化的，也是最功利化的地方，但是，恰恰是在这里，以伪精英面目出现的“泛精英情结”，也到处都是。高尚社区、高尚住宅、帝景、帝豪、王府这类名称，在遍布全国的楼盘中，比比皆是。层次高一点的，表现比较含蓄的，诸如上善如水、林语山庄、九如通津、左岸、翰林水岸等，也无不要显示出精英的面目和情怀。
在职场奋力拼搏的“白骨精”（白领、精英、骨干）们，自称起得比鸡还早，跑得比狗还快，吃得比猪还差。竞争激烈，身心疲惫，“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缠身（俗称“三打白骨精”）。钟南山院士说了：（白骨精们）40岁以前，用命搏钱；40岁以后，以钱换命。既然如此，那何不放下身段，当普通员工得了？不行啊！大家都要当精英啊！人家是，我怎么会不是？我怎么可以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精英，故我在！我不精英，故我消亡！
你也配姓赵 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正在步入汽车社会的中国，人们对于汽车使用的态度，也可反映出“泛精英情结”泛滥之一斑。早在封建时代，人们有车（当然不是汽车了），是有社会地位的表现。食有鱼，出有车，是战国时期“养士”者们给予门下的“士”（食客）的崇高礼遇，是尊重学者的表现，而“士”们也以此为荣。此风后来长期流行，直到传统社会终结。当今社会，汽车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有车仍然是地位的象征，车的档次更是地位的象征。不同级别的官员乘坐不同级别的汽车，官位越大，车级越高，这自不必说。就是所谓私家车主，人们从其座骑的档次，就可判断其实力。一个开奥拓的人，显然无法在北京王府饭店和人谈成一笔上百万甚至千万元的生意。由于这种社会风尚的刺激，人们便不断追求汽车的档次。中国人汽车的换代更新之快，世界少有；中国人热衷豪华汽车，也是世所罕见。就社会的价值取向而论，奥拓一族对于单车一族来说，是精英；奥迪一族对于奥拓一族而言，是精英；宝马奔驰一族对于奥迪一族而言，是精英；劳斯莱斯一族，对于前述各族而言，是绝对精英，是精英中的精英。富裕的日本国民，拥有两厢车的比例却远远大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民！有趣的是，奥拓、昌河、五菱一族中往往有人将其车体装饰成宝马、奔驰、三菱。这中间，根本的因素，是精英情结在起作用。有车是精英，有好车更是精英，是精英中的精英！能力、地位，都在汽车有无和汽车档次的高下中展现出来。
“我们何必一定要做精英”
其实，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平民社会，没有贵族传统，也从来没有贵族社会。“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等说法，都是缺乏贵族社会贵族传统的平民意识的反映。但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圣贤君子是上等，山野村夫市井小民是下等；把人性分为天生就善的圣人之性、教而后善的中民之性、教而不善的斗筲之性，却是传统社会的文化基因之一。这些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引导着、孕育着精英意识的滋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社会精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种价值取向在今天仍然是催生并推动精英情结发展的精神酵母。我们现今的干部选拔制度、人才评选制度、高考制度、中考制度以及相应的择校制度，学术评价制度，都在客观上为精英情结的蔓延推波助澜。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则更是精英情结的鼓吹者、传播者和神化者。为了吸引眼球，各种媒体不断花样翻新地推出各种精英人物，传播精英人士如何迅猛发迹的故事，务必让人们相信精英人士“真是太有才了！”各种富豪榜、年度人物、风云人物、十大人物、杰出人物、感动某某人物之类的出现，更是在已经泛滥的精英情结之火上狂泼汽油！简而言之，传统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当今制度建设的影响，传播媒介的影响，交互作用，助长了精英情结的泛滥，以致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泛精英情结”。
中国社会是世俗化的社会，是崇奉“实用理性”的社会。既然世俗，既然“实用”，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定要成为精英，更不必要也不可能人人成为精英。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最好的境况。在现代社会，能够实现自我，能够在喧嚣的尘世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穷达独兼，修己安人，从容中道，以平民人格的追求为尚，才是真正诗意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先哲说：平常心是道。时尚歌曲道：平平淡淡才是真！放眼世界，条条道路通罗马，人生无处不风流，我们何必一定要做精英！
鲁迅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中，有五段文字涉及到诺贝尔奖金。关键的几句话是：“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资料图
鲁迅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中，有五段文字涉及到诺贝尔奖金。关键的几句话是：“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从上述引文来看，刘半农曾提议鲁迅参评诺贝尔奖。鲁迅谢绝了这一好意，既出于自谦(“我不配”)，也出于自励(“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
刘半农是中国人，并不是诺贝尔奖的评委。那么，究竟是谁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呢？
魏建功的回忆
你也配姓赵 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对于鲁迅被提名的问题，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是这样说明的：“1927年瑞典探测家斯文海定来中国考察时，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由刘半农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这就是说，提名者是斯文海定(通译为斯文·赫定，SvenHedin)和刘半农，转达者为台静农。
《鲁迅全集》这条注释的依据是魏建功的一篇回忆录《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
“刘半农托付静农这件事，我还在场。这一件事情的发动是由于瑞典人斯文赫定的关系。斯文赫定名义上是个瑞典地理学家，实际上是在我国大西北做侦探工作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学者’。他曾经在新疆一带单独地进行过若干次的旅行；就在一九二六、二七的当儿，他又通过瑞典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要做飞渡蒙古新疆沙漠地区的‘科学考查旅行’。
那时国内正是大革命前夕，北京政府是保护不了本国主权的。斯文赫定的要求被留在北京的大学方面以及其它方面的文化人士听到了，就向当时政府表示了意见：要作科学考查旅行必须有中国学者参加，否则不能允许他的要求。
这样就成立了一个‘西北科学考查团’，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是对斯文赫定谈判的负责中心，担任着常务工作的就是刘半农教授。这个团的组织情形不需要絮说，只要读斯文赫定自著的《长征记》就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改变态度接纳中国学者参加的了。这斯文赫定是用阴谋手腕的老手，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是一份现成的人情，刘半农向先生动议就是斯文赫定给他谈后的事。
这一段经过回想起来，鲁迅先生的回信不仅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在还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分子斯文赫定的‘诱惑’。”(原载《文艺报》1956年19号)
魏建功是台静农的好友，又跟刘半农熟识。作为亲见亲闻者，他的回忆自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特别是斯文·赫定与刘半农的关系，他的这篇回忆讲得最清楚。
台静农的回忆
1989年秋，我有幸在台北拜访了时年87岁的台静农先生。台先生精神矍铄，谈兴颇浓。他回忆说：
“1927年9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订婚宴，北大同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前往祝贺。席间半农把我叫出去，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金的评委之一，他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当时有人积极为梁启超活动，半农以为不妥，他觉得鲁迅才是理想的候选人。
但是，半农先生快人快语，口无遮拦，他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我出面函商，如果鲁迅同意，则立即着手进行参加评选的准备———比如将参评作品译成英文，准备推荐材料之类，结果鲁迅回信谢绝，下一步的工作便没有进行。”
作为鲁迅这封书简的受信人，台静农的回忆当然具有权威性，特别是说清了以下三点：一、斯文·赫定只想为中国作家争取一个名额，并没有涉及具体人选。二、建议鲁迅参评是刘半农个人的意思，正如同另外一些人建议梁启超参评一样。三、刘半农怕碰鲁迅的钉子，便嘱台静农出面函询。
马悦然的讲稿
你也配姓赵 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2002年6月下旬，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有天得闲，到该校东亚图书馆的阅览室翻阅开架报刊，无意中读到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一篇讲稿《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文章提供了“鲁迅参评诺贝尔奖”的新资料：
“瑞典学院从来不征询任何候选人的意见，他是否愿意接受文学奖。作为瑞典学院院士的斯文赫定，1924年从北京给我尊敬的老师高本汉写过一封信，请他推荐一位合适的候选人。
在回信中，高本汉提及中国前些年发生的社会与政治变动，然后讨论了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和胡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谈及这些学者在他们中国本土背景的重要性的时候，高本汉非常怀疑西方人会欣赏他们的著作。他补充说，就他看来，中国还没有产生任何卓越的作家。
高本汉的信写于1924年的12月。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读过1923年鲁迅发表的《呐喊》或闻一多同年发表的《红烛》一类作品。
高本汉的信中还说他要给正在法国的一位年轻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写一封信，问他能不能推荐一位优秀的中国作家。那位年轻的教授就是刘半农。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也是一个有天才的诗人。他于1920年2月20日在伦敦写的散文诗《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优秀的散文诗之一。
可惜刘半农先生给高本汉写的回信遗失了。可是刘半农没有忘记高本汉委托他的事。”(香港《时报月刊》，2001年2月号)
马悦然的文章再次证明，无论是斯文·赫定或高本汉，他们谁都没有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提名鲁迅的是刘半农，他之所以推荐鲁迅系受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之托。
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
鲁迅不是诺贝尔奖的正式候选人，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外文坛的崇高地位。
诺贝尔希望把文学奖颁发给“在文学界写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但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想倾向”，同一历史阶段不同人对理想的价值判断也各不相同，所以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评价必然见仁见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品因为没有及时译为外文，大多不能被外国读者了解，只有老舍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只有沈从文于1987年真正进入了候选人的终审名单。由于诺贝尔奖不授予已故人士，而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因而最终未能得到当年的文学奖。
你也配姓赵 阶级地位与现存秩序，至于鲁迅，马悦然说：“我自己认为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是具有非常强的创造性的作品。如果20年代有人把这两部短篇小说集译成外文，鲁迅肯定会被推荐为候选人，也许还会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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