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民的忠诚卫士，就应当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法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沈坚办公室的墙壁上，张贴有一幅笔锋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每天到岗后，他都要从头至尾默诵几遍。长年累月，竟能倒背如流，烂熟于心。沈坚说，不为别的，只是提醒自己，在公与私、情与法之间，秉公执法，不徇私情。
市井流民无人问，深山富豪有访客！在封建传统观念尚未从人们意识形态领域彻底销声匿迹的当今社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滋生的是托熟人、找关系和走后门；折射的是对权势的崇拜、服从和巴结；毒杀的是民主、进步和创新。人不可能活在真空中，怎样过好“人情关”？几乎是所有地方官倍感头疼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此，沈坚有自己的主见，那就是针扎不进，水泼不进，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有信仰驻心中。
1977年，墩塘村的一位村民私开拖拉机轧死了一个小孩，肇事者的岳父是沈坚哥哥沈有珍的挚友，俩人平常称兄道弟，相处得十分融洽。沈有珍为此风尘仆仆地跑到县公安局，找到沈坚：“老弟，我从没有找你办过事，给我点面子吧，这事就不要追究和处理了。”得知大哥此行的目的，沈坚为难了！他从小丧父，全靠这位比他大21岁的老实本分的哥哥拉扯大的。几十年来，兄弟俩从未红过脸，手足情深乡邻皆知，无人不夸。
怎么办？答应吧，有悖于法律的相关规定；不答应吧，哥哥一定会不高兴。沈坚在心里盘算着，揣摩着。但是，在情与法面前，他还是狠狠心，咬咬牙，选择了拒绝：“哥，你让我帮的这个忙，我实在帮不上。”沈有珍压根儿就没有料到会为此碰上一鼻子灰，此时，他有意压了压心头的无名之火，不甘心地说道：“法律也好，政策也罢，总不是铁板一块吧。再说了，仪征就这么大，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能通融就通融一下吧。”
“哥，不是小弟不想帮你的忙。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来说情，我答应，明天别人来说情，我不答应，到那时，我就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这个口子，我真的不好开。”沈坚解释道。
看到沈坚如此薄情寡义，沈有珍极为恼火：“我看你能当一辈子公安局长！”
“我当一天公安局长，就要24小时坚持原则。”听到弟弟的回答，沈有珍气得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掉头就走。最后，肇事者还是被依法进行了处理。
在和平时期，对党员干部来说，形形式式的考验来自条条块块、方方面面，谁英雄谁好汉，就要比一比、看一看。多年来，在公安局长的位置上，沈坚坚持的一条原则是，泰山压顶不弯腰，狂风暴雨不低头。尽管这惹恼了不少人，既有领导、同事，也有亲戚、朋友，但他始终不抛弃、不放弃。
1979年秋天，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席卷了依山临江的古城仪征，一夜之间，全城的大街小巷里，贴满了“控告书”，矛头直指公安机关，声称公安机关侵犯人权，搞逼、供、信，无缘无故将人行政拘留七天……这份言之凿凿、声泪俱下的“控告书”，甚至还送到了当时的县委和地委主要领导手里。
山雨欲来风满楼。坚信邪不压正的沈坚十分清楚这个案件，作案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搞流氓活动，被当场抓住，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作出的拘留处罚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他亲自签批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小小的案子，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呢？
原来，此案当事人的父亲是马集知青办的负责人，过去由于安排插队知青结识了不少领导，在获悉自己儿子触犯法律受罚后，他便鼓动如簧之舌，上窜下跳，四处煽风点火，少数因此受到蒙蔽的领导干部甚至打电话给沈坚帮他讲话求情：“干部子弟嘛，稍微出格那么一点点，可以理解，能不能少关两天？”沈坚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行。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身为干部子弟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坐如钟，站如松，卧如弓。任凭它风吹雨打山崩地裂海枯石烂，沈坚就是岿然不动。接着，他委派专人将案情如实地向上级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了平息这场风波的建议和意见。在仪征县委和上级公安部门的支持下，作案人的父亲被责令作出公开检查……消息传开，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古人云，民贵君轻，君权民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此，沈坚常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要做到：一不为权力所害；二不为金钱所毁；三不为美色所诱；当一任领导，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群众，建一方文明，保一方平安。”仔细想一想，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岂不让当今那些在房子、车子、票子、女子、位子面前，甩不开膀子、迈不步子的人为之汗颜。
沈自义是沈坚的长子，提及当年担任公安局长之职的父亲，话语中依旧多少带了点情绪：“如果父亲当初稍微通融一点，我们的生活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上世纪70年代末，出门在外当兵的沈自义服役期满即将退伍，当时退伍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在退伍前，他写信给父亲，求父亲帮忙找个工作。对于儿子的要求，沈坚知道有一些干部靠拉关系，开后门，已经为子女和亲友安排好了工作，但是在回信中却对儿子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违反政策，你要服从组织安排。”最后，沈自义回到了生产队。
同年6月，县公安局需要增加两名治安警，招收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插队知青和退伍军人。当时，公社和大队都推荐了沈自义，县劳动部门也同意，局里负责此项工作的一位副局长便将沈自义的有关材料上报给沈坚批准，可沈坚知道这一情况后坚决不同意：“知子莫若父。全县表现好的知青和退伍军人多得很，我儿子表现肯定不是数一数二的，怎么能占这个名额呢？”就这一句话，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当了一辈子的农民。
沈坚的次子沈自礼回忆说，那年月，全家11口人，挤在5间破旧的房子中。看到左邻右舍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我们兄弟俩也决定筹建新房，父亲的同事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提出帮助弄点平价木材。在乡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乡下人建房不容易，花钱是能省一分好一分。如果他默许，这事不要他劳心费神就成了，但是他就是不松口。没办法，只好动用从一家老小牙缝里抠出来的490元，购买了一立方米议价木材，修建了房屋。为此，家里人想不通，便在他面前嘀咕说：你不为一家人着想就算了，可人家关心了，你为什么不允许呢？沈坚的回答是：人家看中的是我手里的这点权力，而我手里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它不允许我去寻租、图谋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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