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坚的心目中，家小国大，国家之事，再小也是大。身为县公安局“一把手”的沈坚，十分清楚由国徽、盾牌、长城、松枝等组成的帽徽所包含的意义，以及自己的职责之所在。每逢侦破大案要案，他都亲临现场，与干警吃住在一起，战斗在第一线，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1979年秋，仪征圩区一家席厂内存放有数千元现金的保险箱被盗。从接警到破案的近一个月时间里，抱定此案不破、决不收兵的沈坚，亲自坐镇指挥，白天，他与同志们一道走访、调查、摸排、取证，晚上，主持召开案情分析会，困了累了就打地铺睡在村部和群众家里。在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进退维谷之际，他鼓励所有参战干警：“世上没有跨不过的沟，越不过的坎。黑暗一定会过去，黎明一定会到来。”
为了让他这个“拚命三郎”稍事休息，调整一下状态，以便更好地带领大家尽早破案，一天晚上，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秦克非和法院院长魏富涛开车赶到沈坚办案的地方，见面后二话不说，一左一右，就把沈坚推上了车。
“你们俩这是干啥？”
“到家你就知道了。”
“哎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保密。”
见此情景，沈坚索性闭目养神，秦克非和魏富涛也佯装一脸严肃，对沈坚不理不睬。一路无话，在秦、魏的“劫持”下，沈坚前脚跨进家门，心里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当天是妻子胡秀英的生日。
“撇下弟兄们在破案现场，自己当逃兵回家为老婆过生日，这顿饭你叫我如何咽得下？”望着桌上的饭菜，沈坚气坏了。
“你这个人怎么不晓得好歹，弟兄们还不是为你好。再说了，工作要干，但是也不能‘出家’无家呵。今天就算是我们俩向你讨口酒喝，你总不会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吧。”
在秦克非和魏富涛一再劝说下，沈坚才勉强在家吃了顿饭，睡了个觉。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骑自行车赶到了席厂，直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才凯旋而归，班师回朝。
沈坚有个好习惯，无论是在春夏还是在秋冬，无论是在机关还是下农村，每天晚上，他都要对当天的工作在头脑中“过一遍电影”：看上级的决策部署落实了没有？还有哪些需要拾漏补缺？然后记好工作笔记，一般都要工作到十二点以后才能熄灯上床就寝。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实话实说，沈坚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不知道大学里开设有《领导科学》和《心理学》等相关课程，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却将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关心部属等应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以前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每到节假日，沈坚总是尽可能让全局干警多一点时间与家人团聚，而自己却选择留下来坚守岗位，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即使没有什么情况，他也要到厂矿、商店、粮库去看看，到胡同、车站、码头去转转，直到亲眼见到一切风平浪静，太平无事，才放心踏上归途。
当了13年之久的公安局长，沈坚只回家过了三个大年初一， 而且一两天就返回工作岗位。在沈坚的孙子沈明的记忆里，要想爷爷回家过春节，那简直是一种奢望，记得有一年除夕，爷爷带回来一台收录机，在吃团圆饭时，让全家人逐个对着话筒讲出新年的祝福与心愿，然后一遍遍放给家人听，一家人在新奇之余，倍感温馨与幸福。
“干工作就要有一股拼搏精神。”长期以来，在基层一线，沈坚是小病当没病，带病照样干。有一年9月，他突发病毒性感冒，从24日到26日，连续三天的高烧，使原本就身体嬴弱的他更加憔悴不堪：脸色苍白，走路打颤，甚至连握笔都显得很吃力。可他却仍然拖着病体坚持听汇报，开会布置国庆安保检查。当他最终晕倒在会场，被大伙七手八脚送到医院诊治时，值班医生当场表态：“要住院。”
孰料，经过一番折腾后刚刚苏醒过来的他却说：“没这么严重吧，你不要吓唬人，我从来没有住过院，带点药回去吃吃就行。”
“我是医生，要对病人的健康负责！这不是做买卖，可以讨价还价。”
“好好，好好。”无可奈何，他只好服从。可住院没多久，他就将时任县委领导要其“不谈工作、安心养病”的要求抛于脑后，同时摆出一大堆理由，天天找医生“谈判”。没办法，主治医师只好勉强同意他出院。
在沈坚的日历上，工作永远第一。一天晚上，天色漆黑，暴雨如注，胥浦公社肖北大队木工邹连恩骑自行车回家，在佐安大队附近，遭到三个手持短刀、土枪的歹徒袭击，身负重伤昏迷不醒。接到报案后，县公安局几个领导见沈坚出院不久，身体尚未复原，便将他排除在外，个个争先恐后要带队去现场。
案情就是命令。就在大家争论由谁领兵挂帅出征时，乘人不注意，心急火燎的他鞋没换，衣服也没拿，急匆匆地爬上汽车，冒雨急行军，“第一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组织警力进行现场勘察，寻找破案线索，明确主攻方向。第二天上午，他急匆匆赶到城里，向县委主要领导简明扼要地汇报了案情；下午又马不停蹄地带着供干警御寒的20多条被子，一头扎进佐安大队。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工作，终于发现了线索，取得了罪证，三名准备潜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及时抓捕归案，为社会清除了一大隐患。
多年的从警生涯，使沈坚深知：公安机关与政府其他职能部门不同，其主要职责就是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1985年10月的一天，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奚伯森乘坐局里唯一的一辆汽车外出办事，当晚9点多钟从外地返回仪征。在离县城10多公里的石子路上，碰到沈坚和局里一名民警正飞快地骑车赶路。他立即下车询问缘由，原来是当天傍晚下班时接到报案，谢集供销社收购的鹅毛被盗，接案民警因为局里车辆外出没回来，再加上被盗鹅毛值不了几个钱，就没有立即赶赴现场，打算第二天再去。吃晚饭的时候，沈坚听说这一情况后，立即放下碗筷，同时不高兴地丢下一句“百姓无小事，民生多关注”后，叫上一名民警立刻赶赴现场。
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的奚伯森连忙让沈坚开车去办案，可沈坚却要他先回局里组织力量准备跟进，自己带着民警又骑行了近10公里的石子路赶到谢集。那一年，沈坚已经57周岁。
从1979年到1982年，仪征发生大案要案65起，在沈坚的带领下，全部及时破获，一般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也达到了86.3％以上，全县社会稳定，治安安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这在改革开放之初，在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的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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