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把年代久远的算盘，听说那是我爷爷的爷爷留传下来的，我的父亲一直将其作为祖传的宝物精心收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用一块红绸细细地擦拭，擦完木框擦算珠，直至纤尘不染为止。
家父收藏的那把算盘，矩形的木框是用紫檀制成的，滚圆的算珠是用沉香制成的。木框内排列有一串串等数目的算珠，算珠内贯直柱，俗称“档”，为纯银制成。档中横以梁，算珠因此被分隔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有两粒算珠，下半部有五粒算珠。究竟多少代人使用过它，没人说得清。
在老家时，年幼的我常常偷偷地将家中的算盘当作玩具，与同伴们一起在泥地上推过来、搡过去，像时下研发家用轿车那样进行破坏性试验……父亲看不到则罢，倘若被其发现，迎来的定是一番劈头盖脸的喝斥：就这么作贱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嘛？！每当此时，如果我奶奶和我母亲在场，则多数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假如“救星”因事外出，父亲亲手制作的“烧饼”就会出炉，可怜我那小小的屁股上，肯定会留下父亲那红红的五指印。
上中学时，我曾不解地问我母亲，现代人所用的计算工具多了去了，电脑、计算器……哪一样不能代替算盘算帐。有必要对一把破算盘情有独钟，成天爱不释手吗？母亲闻言淡淡一笑：随他去吧，以后你会明白的。
读过几天私塾的父亲没上过学，但是却练就了一手的好书法。乡下人过日子是能省则省，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每年腊月二十过后，父亲的“生意”便出奇地好，因为左邻右舍张贴的春联都是出自于其笔下。家父常常满面春风地收下乡亲们送来的廉价的红纸，龙飞凤舞地写就，笑容可掬地将来人送走，绝口不提索要分文报酬。家里置办年货、除尘扫垢等等之类的差事，则全部由母亲一个人包揽。
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种过地，挖过河，当过村会计，也干过泥瓦匠。“祖国山河一片红”那会儿，父亲被委任为村里会计。在我的记忆里，算盘和秤杆子是庄户人家常用的计量工具，且每年夏收和秋收时节使用频率最高。我曾见过父辈们利用这些古老的工具，精确地计算出农田里的收获的。两个庄稼汉子合力将装满金色五谷的箩筐抬起，一人称秤报数，而父亲则在一旁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上下拨动算珠进行计算，确保颗粒归仓。
我的父亲一直都是运用算盘进行加减乘除。问及原因，父亲坦言告之，以算盘作计算工具，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珠算计算简便迅捷，熟练的珠算丝毫不逊于计算器。家父工作时很认真，常常一边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一边将那把共有十五档的算盘珠子扒拉得“噼哩啪啦”直响。肚子里墨水有限的他，凭着那颗没有几根头发的脑袋和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愣是把全村几百口人的钱粮算得清清楚楚，不差分毫。
在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那个年月，尽管六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一家人经常为衣食发愁，但是父亲从没有利用职权往自己和我母亲头上多记一分工，也没有顺手牵羊往家中多拿过一粒粮食和一分钱，因此，组织上信任他，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也信任他，并且送给了他一个“铁算盘”的绰号。父亲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做人不一定非得顶天立地，但起码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记得十多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时，年逾七旬的父亲当着全家人的面，将跟随了他大半辈子的“传家宝”——那把虽历经岁月风侵雨蚀，但却依然周身方正，骨质坚硬，没有一星半点虫啃鼠咬的算盘，郑重地交到了我的手里，并一脸严肃地告诫我：用它可以计算天有多大地有多广，但算天算地万万不能算计人。
算盘虽小，捧在手里，却让我掂量出它的份量：国是一个家，家住在我心。无论何时何地，是君子，就应当堂堂正正为人，干干净净从政，踏踏实实干事，重名节，讲正气，走正道。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拥有同一个宝藏，那就是先辈们传承下来的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优良品德与高尚情操，它维系着我们这个饱经苍桑的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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