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痴迷无线电 听发报的声音就像听音乐

 

 

　　于世平和他的电台

 

　　他是曾经供职于太原市电信部门，退休后又加入山西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学会发挥余热的72岁老人于世平。

 

　　10月18日，梨视频上传的一条采访视频让于世平重新进入了网友和无线电爱好者的视线。早在前几年，于世平就因他收藏的两个无线电宝贝屡被媒体报道，所以他对媒体采访并不陌生。今年11月10日，记者特意前往山西省无线电定向运动协会，对于世平这样一个看似普通，却又装了满脑子无线电专业知识的老人进行专访，倾听他这一生对无线电的热爱和痴迷。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于世平每天都会从省城南内环的家，前往位于双塔西街山西省体育博物馆2楼的无线电展厅做义务值守。路上单程所花费的时间在一刻钟左右，一天往返4趟，对于一个古稀老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然而，于世平已坚持了好几年。对他而言，这样的值守不是负担，而是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乐趣。每天守着展厅里的那些宝贝，他心里就感到踏实。

 

　　11月10日上午，当记者按照约定时间赶到无线电展厅时，还没见到于世平老人，就先听到一阵“嘀嘀嗒嗒”的发报声。这样的声音，瞬间让记者脑补出近年流行的谍战剧常有的报务人员发报、收报的场景。见到于世平时，他正悠闲地坐在自己的座椅上，喝着茶，聚精会神地听着什么。仿佛猜到了记者的疑惑，他立刻笑着问记者：“你知道这发报声是从哪儿来的吗？”

 

 

　　139收讯机

 

　　记者摇头。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发报的声音。她以前是咱们太原市电信局的无线报务员，对电码熟得不能再熟了。前几年我脑梗期间感到无聊，开始学习摩尔斯电码。为了便于记忆，我让她把简单的摩尔斯电码发报声用录音机录下来，哪种排列代表什么含义，我都可以通过发报声记得更牢固。现在我已经学得初步入门，听这发报声成了一种习惯，就像听音乐一样。只要坐在这儿，没人打扰，我就会一直开着录音机听，听到回家。”说这番话时，于世平的脸上带着一种再平常不过，却又异常认真的神情，让人不禁为他的坚持动容。

 

　　除了循环往复地收听发报声，于世平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方的墙上贴了几张人工打印出的电码表。他说，每天来了看看电码表，也是一件极有仪式感的事，让他知道，自己与热爱的那些电码无限接近。

 

　　于世平对于电码的痴迷，突然让记者想起了电视剧《暗算》。一听记者提起这个，于世平就变得特别兴奋。他不仅看过，且看了不下10遍。

 

　　“我告诉你，《暗算》里那些发报、收报、破译密码的场景都是非常专业、非常真实的。和有些谍战剧的理念不同，《暗算》在这方面肯定下过大功夫。我和同事聊过这个事，他们说，发报的声音、节奏一听就是专业报务员的水平。我每次看《暗算》，都会特别注意观察这些场景，从中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并且找到共鸣。”于世平还告诉记者，像《暗算》听风系列里的瞎子阿炳那样的抄报高手，在生活中是确实存在的，他们在这方面的领悟力高得惊人。而像疯子江南对于解码的痴迷也不是艺术表现的有意拔高，“你看我，半身不遂、腿脚不便，哪儿都去不了，可我却能在那样糟糕的身体状况下学习摩尔斯码，还通过它恢复了站立、走路的能力。你说这叫不叫痴迷？”

 

 

　　媒体曾经报道过，于世平有两个宝贝，一个是他收藏的前苏联产“克劳特”无线电接收机，一个是军用电台测向机。因为这两个宝贝太过贵重，他都放在家中的卧室里珍藏，不轻易示人。不过，说起这两个宝贝，他平静的面容又变得兴奋起来。

 

　　“克劳特”的俄文名字为“KOPOT”，其一代机的主要部件为电子管，由苏联设计制造，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为苏联立下过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给了中国一批这样的无线电接收机，其灵敏度高、接收性能优良，但因体积大、分量重，得好几个人才能抬得动，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当时得到军一级才能配发一台。之后，我国按照一代机的图纸造出了“克劳特”二代机，除关键原部件由苏联提供外，其它原器件均由我国自主生产。二代机与一代机的区别是体积小、分量轻，一个人可以拿得动，但其成本太高，依然只能配发到军一级。

 

　　“一部二代‘克劳特’在当时的价格是1550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辆北京吉普车的价格，你说贵不贵？”于世平说，自己拥有的这台“克劳特”就是二代机，因其原部件的性能优良，迄今仍能正常工作。他在家里最喜欢听的就是从“克劳特”机器里发出的电码声，以及鼓形播段开关发出的“啪啪”声。

 

　　军用电台测向机1965年由中国自主研发，当时只生产了50余部，于世平收藏的这部测向机的型号是“C202型81-001”，从编码看，应该是这批测向机中的一号机。“这部机器是我们国家自己设计的军用电台测向机，主要作用是在战争中查找敌方电台，它的灵敏度高达0.5微伏，与今天的无线电技术所生产的类似设备相比，灵敏度毫不逊色。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我始终无法想像，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是如何设计出如此高质量的仪器的。”于世平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他从一个同事那里得知一个南方藏友想出售一部机器，虽不知其有什么用途，但卖价高昂。于世平从同事的描述中推测该机器是退役军用电台测向机，立刻打长途电话给那位藏友，表示了购买意图。于世平说，与这部军用电台测向机同型号的机器，目前在全国只发现了6台，而在山西应该只有他这一部。为此，他感到十分骄傲。

 

　　除了“克劳特”和这部军用电台测向机，于世平还藏有近20部其它型号的电台，此外，他还收藏有一部印刷于1953年的《标准电码本》和一本印刷于1958年的《业余无线电辞典》。这些在全国的藏本极少，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价值，目前均在无线电展厅展出。

 

　　C呼号“DG3TKJ”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于世平的父亲于东海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首任太原铁路材料厂厂长。上世纪60年代，于东海调职上海，于世平随父一同赴沪。少年时，于世平在上海学习无线电，主修设备维护。上世纪60年代末，他进入上海市通信部门工作。上世纪70年代初，于东海调回山西，他又随父返晋，供职于太原市电信局。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从事无线电工作。2010年，他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呼号“DG3TKJ”，随后，这个呼号就一直伴随着他，并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的生命代号一样。

 

　　因为年限长，又曾是专业人士，于世平的呼号级别比较高，可以使用短播电台呼叫至几千公里之外。所以，他也就有了很多国内外的无线电爱好者朋友。这些朋友中，有些在每年一次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大会上见过面，有些则相识多年，未曾谋面。那看不见的无线电信号，将他们神秘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人生中极为特殊又极有缘分的朋友。每天只要在家，于世平总要抽出一些时间，用无线电台与这些无线电爱好者联络。尽管有座机、手机、邮箱可以与外界联络，于世平最爱的还是无线电波这种联络方式，一将手放在发报机的电键上，他就觉得自己分外精神。

 

　　在无线电展厅和于世平的家里，都存放着几本特别的册子。这些册子貌似相册，但里面插着的，却是一张一张通联卡。邮寄通联卡，是无线电爱好者之间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也是友情在电波之外的一种延续。在无线电展厅的展柜前，于世平拿出两本厚厚的册子给记者看。那些通联卡有点像普通人邮寄的明信片，也是图片为主，也有可供留言的地方。不同的是，每一张通联卡上都有无线电爱好者的无线电呼号，正因如此，才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而这些通联卡上印制的图片，有的是爱好者所在国家的风景，有的是爱好者本人，还有的则是其收集的电台照片。至于通联卡寄出的国家，有的来自韩国，有的来自日本，还有许多是来自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册子里最多的自然是国内无线电爱好者的通联卡，且他们不但邮寄通联卡，还会在方便的时候见面。

 

　　在所有这些通联卡中，有一张是于世平最喜欢的。它来自台湾，是一位台湾无线电爱好者寄给于世平做纪念的。而这张通联卡，竟然是抗战时期由国统区无线电爱好者印制的通联卡，正面印有“中华民国”四字。据这位爱好者告诉于世平，这是他偶然间得到的，因为喜欢，便将其复制，作为标志自己形象的通联卡使用。

 

　　还有一张通联卡也非常特殊。上面的照片是一位年轻爱好者与妻子结婚典礼时的婚礼照片，他似乎在用这种形式向无线电爱好者们昭告自己的幸福，大家也都开开心心地乐于分享。

 

　　就像每天都要摸摸自己的电台、听听录音机里的发报声一样，于世平几乎每天都要拿出这些通联卡来翻看。这些对别人而言毫无意义的卡片，对他有着特殊的含义，是无数无线电爱好者之间友谊的见证。

 

　　于世平的一生，与无线电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无线电，使他的人生变得完整。“什么抽烟、喝酒、打牌、跳舞、下馆子……这些事情我通通不沾。唯一能让我安下心来做的事，就是无线电。你说，我像疯子江南吗？”于世平说完这个，自己乐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