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称换老师致课程质量缩水，培训机构表示学校有权换老师；法院判决培训机构退款
11月5日，几名家长在似翼公司中关村校区，商谈退款问题。
出于对授课老师的认可，罗女士等4人为孩子报名学音乐剧课程。但培训机构中途更换授课老师，因此家长们诉至法院要求其退还剩余的课时费。学校则表示，更换老师是正常的人事变动。
日前，北京一中院认定，学生试听授课老师的课程后报名，更换教师直接影响其学习目的实现，终审判决似翼公司培训学校退还剩余的课时费。
【家长】
更换老师后孩子学习受阻
“妈妈，周末我们还去上音乐剧的课吗？”对于儿子小亮的问题，胡女士有些为难。
在心里，她权衡了很多次，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儿子，“音乐剧班不去了”“这个课程没有结业仪式”“正在和培训学校打官司”这些问题。
2015年9月11日，胡女士在北京似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关村校区，为儿子报名1学年的音乐剧课程，折后学费12222元。
报名表中，她在备注一栏写明“上张老师班级课程”。“这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很有经验，教学也非常认真，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他。”
2016年12月下旬，学校通知，张老师由于个人原因不再教学，需要停课；后又通知称，张老师失联，已报警，无法来校上课。
今年1月初，学校安排赵老师给学生指导校庆文艺汇演的彩排，此期间未计入学生课时；3月初，学校通知家长已聘任新的教师开课。
多名家长对新教师不认可，“孩子提出只愿上张老师的课。”胡女士表示，小亮回到家中说，新来的老师“连唱歌都不会”。
罗女士的女儿小宇有着类似经历。9岁的她已在似翼上了四五年音乐剧课程，“希望她接受一些音乐方面的熏陶，与其他小朋友互动”。罗女士说，每个周末，她都一大早陪着女儿从南五环赶到北三环，专门来上张老师的课。在2014年与学校的培训合同中，她也写明“更换老师，按剩余课时退费”。
几名家长向学校提出，培训内容和质量因“换人”大打折扣，如张老师不能上课，便要求退费。学校则拒绝退费，提出如不愿继续上课，可安排转校内其他课程班。由于未能协商一致，家长们将培训学校诉至法院。
【学校】
换教师是正常的人事变动
虽然家长与学校签署合同时备注“更换老师退课时费”，但报名表付费信息栏中有一条款为：“本人认可以上课程信息，并已阅读及接受背页所列所有条款”。法院确认，该条款无明显标识，与表中其他条款字体一致。
在报名表背后的16项合同条款中包括：“所有课程将在有效期满后自动截止，未结束的课程自动作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费。”“如因教师个人原因或教学安排造成课程顺延，在另行签订书面协议后，课程有效期可相应顺延。”“报名合同签署7日后，无论是否开课，不接受任何原因提出的退费请求。”
似翼公司答辩表示，学生们报名的是公司中关村校区的音乐剧课程，并非张老师的私人课程，授课教师变动是学校正常人事变动，而且在与家长所签的合同中已有约定，学校可以在授课中变更老师。
其次，合同是格式条款，第一条已做出明确说明，即在保证教学计划同时最大限度保证学员利益的情况下，学校及家长三日之内可变更合同，除书面变更外一经签订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中也约定7日内可退费，目前要求退费已超过期限。因此，学校不同意退费。
对此家长们称，孩子在上完张老师的体验课后，觉得认可才选择报名。对于报名表后的合同条款，报名交费时未仔细看。
【法院】
“格式合同”无效判决退款
海淀法院一审认为，报名表后所列合同条款，是似翼公司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相关法律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本案合同条款中不接受任何形式退费的相关规定，明显免除、减轻了似翼公司责任，加重了学生们的责任；虽报名表上有“本人认可以上课程信息，并已阅读及接受背页所列所有条款”的内容，但该条款无明显标注，与其他条款字体一致，不足以证明学生对背页条款真正理解和接受，亦不足以证明公司向学生及家长进行提示并作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故上述条款对学生不发生法律效力。
此外，学生们未能继续完成课程，原因系似翼公司更换授课教师，其教学质量的优劣及学生的接受满意程度，主要依赖授课教师水平以及学生的评价，且某些学生亦在报名表中注明，如更换授课教师学校负责退剩余课时费，故似翼公司应将剩余课时费予以退还。
法院一审判决似翼公司退还小亮课时费5300元，退还小宇课时费5000元，其他几名家长，也获得5000元左右的课时费赔偿。
宣判后，似翼公司提出上诉，北京一中院二审最终维持一审判决。
10月中旬，家长们收到法院终审判决，但似翼公司迟迟未履行判决退款。11月5日，4名家长在代理律师陪同下，到似翼公司中关村校区讨要课时费。
似翼公司仍在经营，学校负责人魏女士表示，财务需要总部审批，还未把款项划给北京公司，会在11月12日前将退款打入家长账户。截至今日凌晨，学校仍未按约定退款，家长准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说法
教育培训如认准教师，要在合同中明确
海淀法院审理此类纠纷的郭文成法官介绍，该院近年受理的教育培训纠纷居高不下，每年案件数量在400到500件，其中80%以上与青少年培训教育相关。
郭文成表示，培训纠纷以合同纠纷为主，体现在培训机构因服务质量问题、中断服务等被要求退款等；培训引发的诉讼在侵权纠纷方面，主要体现在培训机构虚假宣传及造成人身伤害等问题。从案件的审理情况看，学员胜诉几率较高。
对于此类案件数量较多的原因，郭法官总结认为，首先是教育培训机构市场大，进入门槛低。不少仅有咨询或计算机培训资质的机构，也展开英语培训，导致培训质量存在缺陷。
其次，培训机构缺乏监管，不少机构自行设立“三星”“四星”等级别，听上去“高大上”，实际却是“假大空”，有的案件中，所谓英语高级培训老师，可能是刚过四六级的在校学生。
也有部分教育培训合同约定不明确，不少合同中只说“精英”班、“vip班”，却对培训师资、效果和时长闭口不谈，更有老师存在迟到早退情况。
此外，常见的教育培训合同中，很多具有人身属性，比如学生看中某位老师或具有某种资质的老师，老师一旦更换，便无法实现培训合同目的，因此在签合同时，一定要在合同中明确，否则很难认定培训机构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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