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业所说的原子能楼，也是共和国科学第一楼。“中关村是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选定的‘永久院址’，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现代化科研设施。”他介绍。
这栋大楼是共和国“两弹”研究的发祥地，如今已度过63个春秋。等待它的命运是拆是改还是移？不得而知。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这栋五层的灰色老楼，在杂草掩映中，显得分外寒酸而又格外突兀。台阶边沿大都已缺损，入口的门框倒落一旁，玻璃渣碎了一地，楼内窗户、暖气片已被拆除，物件凌乱不堪，遗留垃圾随处可见。
“去年10月就开始停电停水了，大家陆续搬走，现在已经人去楼空。”曾在此楼工作的中科院高能所离退休办的耿顺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我在原子能楼工作了20年，听说有人主张拆除该楼，我感到十分伤心。”91岁的叶铭汉院士腿脚不便，但只要是为保留这栋大楼的活动他都尽力参加。因为这里有他难以割舍的记忆和情怀。
叶铭汉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导师钱三强创建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亲赴中关村测勘楼址。1958年，此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楼由此得名。
“当时，科研人员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研制仪器设备，为我国的原子能研究事业奠定了基础。”叶铭汉讲述此楼中人的往事时如数家珍、激动不已。比如建所前期，赵忠尧冒险从国外带核物理研究器材，一路坎坷终回国，建成我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杨承宗从法国带回放射性标准镭源，开创中国放射化学事业；还有邓稼先、王淦昌、王承书以身许国，隐姓埋名，献身核武器事业等。
当时，在前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背景下，原子能所科研人员攻克了六氟化铀生产、点火中子源研制、核爆燃耗测定、氢核理论研究、核数据测量和验证等道道难关，为“两弹”成功研制作出重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至1965年，原子能所有关研究室、组，成建制地调出去，输送给外单位的科技人员就达914人。
从这座大楼里，走出了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分别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和陈芳允；走出谢家麟、于敏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走出了数十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如赵忠尧、张文裕、何泽慧、黄祖洽、叶铭汉等。
从这座大楼“裂变”出我国一批重要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包括现在国防系统强大的核科学技术研发机构群，也包括今日中科院系统的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上海原子核所、兰州近代物理所等高水平研究机构。
“可以说，中国原子能研究机构基本上都是从这里衍生出去的，相关研究的技术创始人也是从这栋楼走出去的。”中科院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钱三强先生形象地称之为‘老母鸡下蛋’，我想还有‘蛋变鸡后又生蛋’。”
“原子能楼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历史地标意义和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价值，不能当作普通楼房对待，不能简单地以可否使用来衡量其价值。”樊洪业认为。
据了解，曾有人主张拆掉该楼。“有人说这栋楼是破楼、危楼，影响再盖新楼。”耿顺才告诉记者，虽然他已经搬离，但还是经常过来看看，有天下午来了几台挖掘机，听保安说，准备将这里夷为平地，但不知什么原因，上级领导又来电话制止了这一行动。
近期，这栋楼的命运又有转机，或许不会被拆除。据一些科学家了解，相关负责人正在研究改造方案，如造一高楼把这栋楼包在里面，或整体西移等。
“如果这栋楼拆除或者面目全非了，就没法唤醒记忆。”曾在此楼放射化学实验室工作的张志尧曾去法国参观过居里夫人实验室，他告诉记者，“实验室里，居里夫妇用过的仪器设备都有保留，并通过预约方式让公众参观。可在中国，这些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拆得太狠、太快。我呼吁留住这栋楼，如果进行改造，也希望保留原始风貌，原汁原味地呈现，别弄得不伦不类。”
“我们应该重视这种物化的精神象征，别过了十年、几十年，老人都已驾鹤西去，楼房不复存在，年轻人都遗忘了这段历史。一个城市总要保留一点‘记忆’。”柳怀祖说。
“这栋楼见证了新中国高科技的起步和初期发展的历程，凝结着老一代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心血。这其中蕴涵着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科学精神、传统、作风，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遗存。”一直为“保楼”奔走呼号的《民主与科学》杂志原主编孙伟林认为，近年来，在北京市城市建设中，由于急功近利，已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拆迁遗憾。作为科学殿堂的中关村，改造工程理应想得更深，看得更远，在科学史遗存保护方面做出榜样。
“请历史记住这栋楼。”樊洪业呼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对“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的有关规定，应当将此楼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名单，或将其建成科技历史博物馆。
樊洪业说：“林徽因曾为保护北京古城未果而留下名言：‘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希望历史不要再留下类似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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