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燕城监狱服刑时，囚犯们也踢球，

去年12月11日，北京市高院作出薄谷开来从死缓减至无期的裁定时，首次透露了薄谷开来在燕城监狱服刑。

因故意杀人罪，薄谷开来于2012年8月被判处死缓。“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提请减刑建议书中，燕城监狱称，该犯（薄谷开来）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该犯在服刑期间能够遵守监规纪律，按照《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参加思想、文化、技术学习，成绩合格；在劳动中，服从分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在死刑缓期执行考验刑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在司法部燕城监狱于2013年5月、2013年11月、2014年5月共获表扬3次。

燕城监狱是唯一一所司法部直属管辖的监狱，常与秦城监狱并称为“中央级”监狱。那么这所监狱有何特殊之处？除了前“国门”江津，薄谷开来在燕城监狱的前狱友、现狱友还有谁呢？

主要关押三类犯人

坐落于河北燕郊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G102国道旁的燕城监狱，成立于2002年10月。“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当时，新华社发布的报道介绍说：燕城监狱占地40多公顷，可以容纳1000多名犯人，收押三类犯人：具有研究价值的普通罪犯、职务犯罪的罪犯、外籍犯人。

报道称，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副局长张金桑表示，燕城监狱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中央地方两级监狱管理体制”。他强调，燕城监狱是中国监狱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试验田”，“作为示范监狱，燕城监狱将在保护罪犯的合法权利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试验。”

燕城监狱的介绍材料也显示，除了履行监狱关押改造罪犯的基本职能外，燕城监狱还有四项功能：“依法行刑的示范、国际司法交流的重要窗口、监狱工作改革创新的实验田、司法部培养年轻干部的基地。”

燕城监狱、秦城监狱之所以常被称为“中央级”监狱，一个原因就在于二者的管理体制。中国多数监狱都由省级监狱管理部门管辖，而燕城监狱是由司法部直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正局级行政单位；秦城监狱则直属于公安部。

不过，燕城监狱与秦城监狱仍有不同之处。

燕城监狱收押的三类犯人中，虽然也有职务犯罪罪犯，不过主要是厅局级官员，而秦城监狱则以省部级为主。

近年来，官方发布的跟燕城监狱有关的消息，多出现在以下两类渠道。

第一类是提请减刑建议书，按照罪犯减刑假释的程序，刑罚执行机关需作出提请减刑建议书，并公示。上述薄谷开来在燕城监狱服刑的消息，就来自燕城监狱的提请减刑建议书。

第二类是各单位到燕城监狱参观，接受廉政教育。去年7月，发改委启动“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发改委机关和直属、联系单位高风险岗位的200多名司处级官员，分批到北京监狱、燕城监狱开展廉政警示教育。

监舍楼设“心理辅导室”

官方发布的报道显示，燕城监狱建设时，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要求：坚持以设施一流、管理一流、队伍一流。那么这所按照上述要求建成的监狱，究竟什么样？

北师大刑事科学研究院发布的《吴宗宪教授带领我院师生赴司法部燕城监狱开展实践教学活动》一文，介绍了燕城监狱的具体情况。

文章称，燕城监狱是北师大刑事科学研究院的教学科研合作单位之一，2014年3月24日下午，该院师生来到了燕城监狱，“刚进入监舍楼时，就看到了专门的'心理辅导室'。在参观监舍时，看到普通刑事犯是8人一间监舍。四张上下铺的木制床铺，一张长方形书桌，两把木制的椅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几乎和军队中战士们的被子一样整齐。还有一个大的储藏柜，每个服刑人员有两个小柜子，可以放自己的衣服等用品。卫生间设置在进门的右手边。里面摆满了鞋子，鞋子虽然很多，但是非常整齐。每个监舍有一台电视机放在进门处的头顶上；每个监舍还安装了电子监控监视探头。监舍楼内的阅览室中，摆放着很多期刊，墙壁上有'心理咨询信箱'和'服刑人员信箱'”。

文中介绍：在餐厅内，看到了正在准备饭菜的服刑人员和相关的设施。服刑人员就餐的地方，安放着一般大学的食堂中常用的那种固定座位的饭桌；有专门的少数民族服刑人员就餐区域。在劳动习艺楼的二层，很多服刑人员进行缝纫加工方面的劳动；在综合楼的大厅内，观看了外国籍服刑人员自编自演的节目。

足球反赌扫黑风暴中落马官员在此服刑

2009年掀起的足球反赌扫黑风暴，令多名足协官员以及裁判员、球员获刑。

初步统计，至少9人在燕城监狱服刑：中国足协原副主席南勇，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中国足协原副主席杨一民，足球管理中心女子部原主任、裁判委员会秘书长张建强，中国男足原领队蔚少辉，足协技术部原主任李冬生，还有“黑哨”陆俊和万大雪，以及前国门江津等。

上述9人，南勇、谢亚龙、李冬生、张建强都已获减刑1年，杨一民则获两次减刑；陆俊、万大雪、江津都已出狱。

此前多家媒体披露过南勇的服刑生活。他关押在燕城监狱第五监区服刑，该监区是职务犯监区，关押的服刑人员多数都曾担任司局级职务，所以，谢亚龙、杨一民也关押在这个监区里。在狱中，南勇除了积极参加劳动外，还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小说《孤独的祭灵者》已经出版。写书之余，他还搞发明，获得了4项发明专利权，申请了“足球射门练习装置”和“便携式球门”等两项体育专利，和“移动终端支撑架”和“台式电脑显示器组合体”两项非体育专利。

2014年12月南勇获1年减刑后，曾有媒体报道说，减刑原因是因为上述发明。北京市二中院审判监督庭庭长张素莲曾在发布会上解释说，南勇获得减刑，主要是其日常改造的积分，获得了7次表扬，并不是因为有专利。南勇服刑期间，家人退缴赃款也是其获减刑的重要依据。

谢亚龙在狱中也获得了6次表扬。有媒体报道称，他被分派到了园林组，日常工作主要是种树、浇花、剪草。还时常上“大夜班”，在狱中他自学了不少中医知识，所以有时会在夜里守护那些在狱中生病的病人。

据媒体报道，陆俊曾被安排在燕城监狱职务犯罪“特管”队，所以也被关押在主要收押职务犯罪人员的第五监区。他与南勇关系较好，在监狱调整监舍的时候，有关人员征求意见，两人表示希望住同一监舍，监狱便安排他们住在一起。2013年底，监狱对在押犯进行调整，陆俊被调到普通监区，两人才分开。调到普通监区后，他还当上了罪犯小组长。

江津也于去年12月2日出狱。媒体拍摄的图片显示，走出监狱大门的江津，面带笑容，可鬓发已经斑白。他的家人都在门口等候，看他走出来，他的母亲鼓起了掌，跟母亲打过招呼后，他将爱人紧紧抱在怀里。

接受采访、回顾狱中生活时，江津说，刚入狱时也失眠、想不通、恐惧，后来想通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

关押“最大卖官贪官”马德等官员

梳理燕山监狱提交的提请减刑建议书发现，在此关押的职务犯罪人员有黑龙江绥化地委原书记马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原副主任赵安、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原副司长温明炬、卫生部人事司原副司长张闽元、北京朝阳原副区长刘希泉等。

其中，马德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卖官贪官”。2003年案发前，他持续10年卖官，总“收入”603万元。其“十年卖官史”，牵涉官员260余名，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等高官均牵扯其中。2005年，北京市二中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马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从2005年至今，马德已获三次减刑：2007年11月5日，减为无期徒刑；2010年1月20日，减为有期徒刑18年；2015年7月3日，减刑1年。经过三次减刑后，目前马德的刑期只剩下11年。

有媒体报道称，曹文庄曾是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受贿和玩忽职守被判死刑）的秘书。2007年6月21日庭审时，检方指控，曹不仅多次受贿，还自己决定起草《关于做好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工作的通知》，并报时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郑筱萸签批，该通知降低了审核把关标准，致使一些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药品获得批准文号；曹还违规给地方企业换发批准文号，经郑筱萸签批同意后，绝大部分违规药品被换发了批准文号，导致药品监管失控。

2007年7月6日，北京市一中院宣判，法庭认为曹文庄构成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其拒不供认，未积极退赃，应当判处死刑。鉴于其归案后提供线索，对侦破其他案件起到一定帮助作用，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法院两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曹文庄不服上诉。北京市高院终审裁定驳回。

自2007年以来，曹文庄已获四次减刑，其刑期已从死缓变为有期徒刑14年3个月。有媒体报道说，其第四次减刑，除了与其他罪犯一样获得表扬嘉奖外，他还缴纳了115万余元的犯罪所得。服刑期间，曹文庄开始学习书法，自述“变得心静了。因为写字，必须得静下心来。这样常常练，人就变得安静，做事也更踏实了。”

 

2003年12月，赵安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法官在判词中称：北京一中院审理此案查明，赵安于1994年至2000年期间，利用先后担任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部副主任、主任，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春兰杯”颁奖晚会总导演，2000年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接受词作者张俊以的请托，使张俊以创作的作品得以演出，使宣传张俊以的专题片得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为此，赵安收受张俊以给予的人民币11万元及价值人民币50万元的音像设备。

赵安先在北京市天河监狱服刑，后转至燕城监狱。据媒体披露，在监狱，赵安是受欢迎的人，他负责的每次晚会都能得奖，他还组织犯人用牙缸、饭碗敲出音符，能串出一个好节目。他还担任了狱中电视台的编辑，利用自己的专长，把小小电视台做得有声有色。

2008年9月，赵安出狱。